默默奇

   

六四凌晨6:20:三辆坦克扬长而去,毒气弥漫。目击者们迅速上前抢救
一位靠在栅栏上的伤员。马路边有十一人死亡。资料来源:《观察家》杂志

【人民报消息】

枪声唤醒了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两点多钟,我忽地醒来。街上时断时续的枪声使我明白,局势已经恶化。我坐起来,马上记起昨晚临睡前向家人许下的「绝不去广场」的诺言,我蹑手蹑脚地穿上衣服,生怕妻子听到动静会吵嚷起来,不让我出门。

街上行人并不多。我骑车来到北京商学院附近,大学生们的广播在不时提醒:军队的装甲车已在建国门轧死了两个人,「脑浆崩裂」,而对于枪声更紧的远处的情况,广播只是含糊地报道说:「伤亡惨重」。

我骑车到了呼家楼附近的一个路口,几辆公共汽车缓缓地从人群中开出,已上了车的人们都在齐声叫着:「中国人,上来!中国人,去广场!」我到了长安街东口,看到的就完全像电影中的场面了。路障不止是设在路口,一排排的大型车辆、隔离墩和能找到的障碍物全被摆在马路当中,一群群人在黑暗中激动地交谈,不少人都为刚开过的那辆装甲车竟能那么轻易地冲过路障而惊讶,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但又很迅速地向着天安门广场走去。

「人民军队」的枪口对准人民

我也在不停地向前,绕过一处处路障,在南池子路边,我放好了自行车,来到和军队对峙着的人群中。前方六七十米,是军队展开的警戒线,他们用枪弹在公安部门前到南池子路口划出了一道分界,这条界线的宽度足以保证他们不被石子和玻璃瓶打着,不断有人被三轮车拉走,他们都是企图越过这界线向军队投石块而被子弹击中的。

对面,数百名军人迎着我们,平端着枪,蹲着。他们身后,是天安门前那段宽阔的路,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辆装甲车还在燃烧。对广场上学生们的包围圈已压缩到纪念碑前。

我和几千市民坐在路中央,背后是更多的站着的人。人们不断地呼喊着口号。每当军队用冷枪射击那些扔石头的人,人群就齐声高叫:「法西斯!」「不许开枪!」相持了二十分钟,愤怒和焦虑聚集得够了,人们陆续在口号中站起来。

终生难忘的画面

在我的左边,忽然起了一阵骚动,一个女孩子挣脱了几支劝阻的手臂,冲开人们的阻拦,高声叫喊着,冲出队伍。看她的年龄,她该是个大学生,或许是要去解救已被围在纪念碑前的那些同学,或许是因目睹了一幕幕残忍的屠杀,已变得不顾一切了。她径直向前奔去,甩掉了碍事的高跟鞋,似乎对人世间的一切美好事物也不再有一丝眷恋,迎着前方由士兵和枪口组成的整齐冰冷的「警戒线」,去了。

「你们杀吧!」在一片愤怒的嘈杂之声,她留下了自己高吭尖细的喊声。

人群也激动起来,像是听到了什么命令,人们叫着、喊着向前跑去。

对面,不愧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排子枪及时响了起来,跑在最前边的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成了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个倒在枪口下的人,她向前伸展了一下双臂,然后,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这是一幅我终生难忘的图画:在黎明前的最后那段黑暗中,一个苗条的身影迎着无数喷着火的枪口,跑在人群的最前边,飘动的白色衣裙像一面旗帜。

救人与被救

枪声响起来便不再停歇,人群中不断有人倒下,我向前跑得并不很坚决,在右胳膊挨了一颗子弹之后,我便站住了,当时伤处并不很疼,但我清楚,这是死神打的招呼。我想退下来,但身前身后一片愤怒的呼喊和叫骂声使我不愿后退。前面,三四百条枪在有条不紊地射击。看不到士兵,只有子弹出膛冒的火,很多子弹打在坚硬的路面上,擦出一条条明亮耀眼的火花。这些从地面弹起的子弹到处乱窜,从而增加了杀伤力。

在我前边,那个被射杀的女孩旁边,又倒下了一个穿背心的青年,我打算上前救下这个人,因为我二十年前学的战地救护的要领还记得很清楚。但我把其他的战术动作全忘了,没有卧倒,甚至没有弯一下腰,所以我刚到他身边便又中了一枪,左腿奇怪地一软,我竟重重地砸在那垂死的人身上。我托起他的头:「我来救你回去。」因为砸了他一下,心里对他总有些歉意,但他的脸上毫无表情。我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让他的头部枕在我肚子上,我开始仰卧着带他向后爬。但只爬了一步,我便尝到了骨茬刺到肉里的滋味,我疼得大张开嘴,头向后一仰,躺在地上喘起粗气来。

枪声不知在什么时候停了下来,一群人叫喊着拥上来,四个人抬起我,在手忙脚乱中,我的腿被重重地搬弄了好几次,我疼得乱叫,更让我害怕的是,血一直在汹涌地流着,我指给他们看,马上便有人脱下一件T恤递过来,慌乱中给我系在大腿上,并把我放到一辆车上。

受伤的人太多了,车厢里每上一个人,我都要被重重地碰几下,我不停地提醒那些忙乱的人,我叫着叫着,发现在这辆车上我其实只能算是轻伤员,其他满身血污的人都已没有了叫喊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恐怕未必能坚持到医院。

车开动了,在满是路障的东长安街上,车只能走走停停,一个站在车头上的小伙子用哭哑了的嗓子对聚在路上的人群叫骂着:「快清路障!X你们妈!别光傻站着,人都快死啦!」

那些被喝斥的人顾不上计较,互相吆喝着,喊着号子,推开横在前边的大客车,一辆又一辆。

我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大周折才将车开到医院,虽然同仁医院距离南池子并不远,但这一天的路不能按里程计算远近。

白衣天使对屠夫的诅咒医院的秩序比街上稍强一些,我大概是第二个被抬下车的,担架车推我到走廊时,刚送走第一个伤员的大夫过来检查我的伤,他看了看我的腿,问了几句诸如是什么伤,怎么伤的,在什么地方,然后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一下,转身又去看下一个推来的伤员。穿白大褂的大夫、护士都在匆匆地来回走着,一边忙着,一边咒骂,护士们用「王八蛋」「畜牲」这类词汇来发泄她们的愤怒。

腿部受伤只能算是轻伤,我先被送进一间病房等候手术,同屋有一个体育学院(师大体育系?)的学生和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壮汉。学生是个健壮的高个子,躺在那里都能显示出他的魁梧,但却在不停地哭,完全不理睬护士们的劝慰,于是护士不再阻拦一直要进来看看他的几个同学。同学们怯怯地走进屋,围在他身旁,想不出安慰的话,只是不住地说:「别哭了,别哭了!」护士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右腿完了。我不敢想像,对一个学体育的孩子来说,这是个多么残酷的现实:一颗谁也不用负责任的子弹飞来,一下子就中断了他的理想、抱负,他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适应今后的新生活--一个伤残人的艰难生活。

我也在担心自己的腿,腿肚子此刻已肿得皮球一般。我记得曾听人说过,如果肿得利害就说明骨头没大事,但在他们抬着我在大街上奔跑时我分明听到了骨茬相错的声音。

奇特子弹的威力

旁边躺着的那个壮汉也是被打穿了小腿,每当有大夫进屋他都叫:「我的血怎么总是流个没完?」

子弹并没有伤到他的骨头,大夫一针就缝上了弹孔,然后,让他翻身准备缝子弹的出口,但擦净血污后女大夫就愣住了,我欠身看去,在粗壮的腿肚子上竟是一个茶杯口大小的圆形伤口,伤口处皮肤全不见了,血一点点地从那片红色的肉丝上渗出,在同仁医院实习的一个北京医学院的女学生干呕起来,护士急忙叫来的一个男大夫也一时想不出办法,大家一起束手无策地看着这古怪的伤口和疼得扭歪了脸的伤员。有人说这是「炸子」,有人说这是当兵的在子弹头上蹭了油。其实这正是国际公约禁用的「达姆弹」。中共「绝对领导」的军队,竟然用这种子弹对付人民!

大家都在想,军队疯了吗?

几天前,军人们还在要求人民「理解」他们,可是今天,这些自称「子弟兵」的「人民解放军」,却变成了充满仇恨的刽子手!

医院渐渐从最初的慌乱中恢复了秩序,X光机也开始工作了,我被推去照了片子,子弹在我的胫骨顶端穿了一个洞,大夫指着片子告诉我:你的胫骨整个给震酥了,所以抬你的人一扳胫骨就从中间折断了。

担架床通过拥挤的走廊,把我送进了手术室,走廊的长椅上躺着、坐着数不清的用各种方法包扎起来的伤员。

我躺到了手术台上。由于在大夫们给我接骨和缝伤口时都没有打麻药,我抖得一塌糊涂,不是打战,不是颤抖,而是因胫骨的断茬在肿起的肉中相错引起的剧烈的抖动,连床似乎都跟着摇晃起来。我知道这样会给大夫操作上带来困难,但我忍不住。倒是大夫看出了我的歉意,对我说:没关系,抖你的,想嚷就嚷两声!

大夫是个挺健谈的人,他告诉我,因为没有血浆,很多胸腹部受伤的手术全不能作,都躺在楼上的手术室里等死。他说他是受不了才跑到楼下来的。

老幼都难逃毒手

在手术室外边。我见到了多少受伤的人已数不清了,只记得在被打伤的人中有两个小孩,女孩大约十岁,哭得很凶,大夫们都不大敢去碰她被子弹打穿的那只胳膊;男孩是稍后些时候被送进来的,不哭,大家纷纷夸奖他,用「看小弟弟多勇敢」这样的话来激励女孩。男孩的手掌被子弹从正中穿过,大夫们都清楚:这只小手被毁掉了!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鼻梁骨被铁棍打伤了,包扎处理后便到处向人们讲他的故事,走廊里不断传来他鼻音很重的声音。他在前门看着军人殴打排着队撤离的学生,打得很惨,忍不住上前劝说,一个不耐烦的军人回手也给了他一棍。这位经历过“旧社会”的老人实在是想不通:「我这岁数给他们当爹都富余,说他两句都不行?」

天亮了,虽然阴得很厉害,还是亮了。军队的枪声一直不断,医院里也就不停地有伤员送进来,我不能再占着手术室的这个位置。一张担架床推着我,在整个一层楼到处寻找新处所。

病房见闻

我和学生们住到了一起。这是个小病房,三张床,靠窗的是一个师院的学生,另一张床上是天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天津大学这个学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处没遭毒打的地方,当护士们洗去他身上的血迹时,皮肤上便全是青紫色的瘀斑。他因为拍摄武警打人,被乱棍打倒,后来,在武警们离开时,一个眼尖的家伙看到他还活着,叫道:「这个还动呢!」于是四五个武警又给他补上一通拳脚棍棒。

我不停地向每一个新来的人问起广场上那些学生的情况。有一个北大的学生是来献血的,他从同学那里得来的消息是留在广场的最后一部分同学「全遇难了」。他说,当军队包围了这些最坚定的学生时,学生领袖还在要求同学们静坐,不要给当局以杀人的借口。但此时军队已不需要什么借口,他们用铁棍疯狂地毒打学生,很多人被打得不能动了,也不许救护。

一边是热心的人民 一边是冷酷的野兽

不时有青年人来献血,有被泥水血污涂抹得肮脏不堪的人一趟趟地送来伤员,还有一对老夫妇提着一个保温桶,给伤员送粥和鸡蛋。在冰冷严酷的现实中,人们之间用关心和同情相互温暖着。医院里的这种气氛极大地鼓舞了我,伤口虽说还在一跳一跳的疼,却不再那么难忍了。我开始觉得渴,觉得饿,我很节省地喝着大夫给我的一瓶注射用的生理盐水。我清楚此刻医院没有更多的能力来照顾她的伤员。当手术室的大夫给北京血库打电话联系血浆时,我就躺在一边,遭到拒绝的大夫愤怒地叫道:「你们要是不给血,我就把伤员都拉到你那儿,让伤员死在你们面前!」对方的回答冷漠而固执,「你拉来也没用,我们已接到命令,一滴血也不能给!」

枪声已很近了,大夫们催促那些能走动的伤员快些离开,「当兵的进了医院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呢!」一个小伙子问了我家的电话,急冲冲地走了,半小时后他又跑回来找到我,让我不要着急,说他已打通了电话,还告诉我,他又救回来一个人,是在崇文门附近。

病房里那个师院的学生被同学们从昏睡中叫醒,他们扶着他准备离开。令人担忧的是那个天津大学的学生,他在北京没有亲人,同学也被冲散了,大家都担心他即使不因伤重而死,最后也要落入戒严部队手中。

外面的枪声、飞机声一直没断。新进来的伤员中已很少有学生,这些满身血污的人在回答大夫的问话时都响亮地说:「我是市民!」市民,这个委琐的名字,似乎永远只代表自私和目光短浅,可今天,在北京,它有点顶天立地了。

「六四」的血,永远洗不掉!

六月四日,一个新的纪念日。这一天,中共用人民的血把北京变成了一个地狱。不管它们用多少水来冲洗,也洗不掉那些血痕!尽管它们把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都挖掉路面重新铺设,也挖不掉它们屠城的罪证!

(笔者附言:本文写于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

摘自(争鸣杂志 )略有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