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6月26日】第一部份：“中医常人化”问题的提出及其历史意义
1、什么是“中医常人化”？为什么提出这一问题？
其实，“中医常人化”的说法具有不言自明的性质：“常人化”就是变成常人的东西了，自然就带有“它原来不是常人的东西”这一内涵。因此，“中医常人化”，就是中医怎样从一个非常人的东西一步步的变成了常人的东西。至于说“中医原来不是常人的东西”，那是由原来的中医固有的修炼内涵而决定的[1]，而修炼与否，正是我们用以界定一个人是不是常人的唯一依据。
“中医常人化”的概念是在《中医的修炼内涵》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1]。由于该文是一篇理论构架性质的文章，其中的论证和示例都本着尽可能简洁的原则，以便使该文的逻辑线索清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又因这一概念本身不言自明的性质，因此在该文中就把它直接当作常识性的概念来用了。
对这一概念的重提和对“中医常人化”过程的进一步讨论，不仅可以把《中医的修炼内涵》中这一重要概念变得更加具体和丰满，增加该文的实感和份量，而且能从不同的角度和立足点上对中医的历史和流变重新进行审视和评述，并以此作为一个具体实例，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
广而言之，“中医常人化”过程只是人类诸多“常人化”过程中的一个。每一个“常人化”过程都生动具体的描绘出人类在那一部份特定环境中从“人神杂处”到“人神脱离”的过程。把所有这些图画拼凑起来，那就是一幅完整的、人类一步步脱离神的影响过程的生动描述，这一过程被常人美其名曰“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实际上，是“向前发展”还是“向下滑落”，完全取决于推论者所用的前提。
一台戏结束后，演员各自走散。但戏的全部内涵留在了观众的心中，并在他们以后的生活中起着影响、指导他们的言行和整个生活的作用。历史也不过是一台戏的内涵，人类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历史是人类唯一可以留给未来的、集体创作的礼物。特别是，当一次人类文明完全毁灭之后，下一次文明中的人能够继承的就只是上一次文明的历史或其片断。古人知道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以史为鉴”，后人要尊重前人的经验和实践遗产，以此指导自己的言行。但现代人对历史是越来越淡泊了，当然，又何止历史呢。
2、不变的历史，千变万化的认识
可以说，任何一个常人所知道的历史，都不完全是真正的历史；而常人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历史，则完全不是真正的历史。
历史是坦荡的、公平的，毫无隐藏的把自己的每一个应该让人知道的事实向人们呈现。而人却因为自己生活经验、知识背景、信仰、心胸乃至勇气的差别而不能具备足够的理解、接受和想象能力去全盘接受历史。因此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为历史做一双鞋、一顶帽子和一身衣服，然后把历史的脚削一削、头杀一杀、身子挖挖补捕，勉强塞入自己为它准备的服饰中去。这样的历史是痛苦呻吟的历史，甚至是已经被扼杀了的历史，更甚者，可能是已经被五马分尸、肢缺体残的历史！
举例来说吧。当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扁鹊立传的时候，他遇到了如何处理中庶子对扁鹊的诘难这一段史料的问题。中庶子搬出了苗父和俞跗这两个古代神医来挡扁鹊的道，不让扁鹊进皇宫去为尸厥的太子看病。其中苗父是一个“上古为医者”，即在黄帝时代以前的一个医生，他对于任何病人，都只用一只草狗，面对北方，口中念念有词，于是，无论是扶着来的，还是抬着来的病人，立刻就能康复如初[2][3]。而俞跗是黄帝和歧伯那个时代的医生，好像只用外科手术治病。他的诊断方法绝对不在扁鹊之下，外科手术方面则肯定超过了华佗。人们都说他能起死回生，使“死人复为生人”[3][4][5]。司马迁对苗父的真实性接受不了，于是砍去了有关苗父的部份，而只保留了有关俞跗的资料[4]。可惜，就连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也难免对历史做出“削足适履”的事来。
到了宋代，连当时有名的医家庞安时也不相信古代医家的治病能力了。当有人向他问起华佗用麻沸散做外科手术的事迹时，他居然说，“如果医术到了这地步，那就不是人能做的了。大概是史书虚罔不实的说法吧”[6]。连麻沸散的麻醉作用都不能相信，那么如果让他去写医史，就不但会“削足适履”，恐怕还会“杀头便帽”了。于此也可以猜想得到，人们对医史的砍削过程是一步一步的越走越远。
至于现代人，特别是大陆中国人，由于受到强行灌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控制，对一切超常的、自己不能接受的历史事实通通都用唯物主义的原理加上自己的想象去加以否定和改造。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还有几个能相信扁鹊、华佗的超常能力？几十年前的中医学院使用的医学史讲义就已经根本不提扁鹊得异人传授的事了[7]。这些写中医历史教材的人，以及绝大多数读他们教材的大学生们，他们心中的中医历史就不但是对历史经过五马分尸的虐杀、而且简直是把历史乱刀剁碎后装入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衣衫中去重新塑造的产物！
历史不改变自己，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一直都在改变：对同一段历史或者同一件史实，不同时代的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同一时代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同一时代的同一个人都可以因为思想的改变而产生先后不同的看法。人们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历史观”的不同和转变。
3、千差万别的历史观，两个前提
对同一段历史，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可见历史观是千差万别的。现代一些史家把历史观分为两大类：“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但这两种史观的界定和内涵也是庞杂和模糊的，因为从逻辑学的观点来分析，任何一种史观都包含了最基本的前提和大量由此前提加上史实作为论据而推导出来的结论。如果不找出其中最基本的前提而只谈不同的史观，就没有使人信服的逻辑力量：史观，毕竟只是一种看法，带有极强的主观因素和意味，不是严格的逻辑推理的结论。
因此，我们情愿采用更符合逻辑、科学和实际情形的方法，从最基本的前提出发，把一切史观和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全部都解释为逻辑推理的结论。由于历史观只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因此解决世界观的前提就是一个更为概括、一般和便捷的方法。
寻根问底，溯本追源，人们可能发现，千差万别的世界观都是分别或交错的来自两个对立的基本前提。为简便起见，我们这里只是从本文需要的范围内把它们归纳在下面：
前提一：人类是更高层次生命一步一步蜕变的产物；高层生命一直在尝试着帮助人类返回去；人类社会的一切事件都和高层生命为了帮助人类返回去而作的安排有关；人类社会这一层是人类可以返回去的最低层次；人的真正生命是可以不灭的，在人类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生命都可能有过不同的存在形式。
前提二：人类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低级生命到高级生命一步一步的进化来的，每一次进化都是在许多可能性中刚好碰到了那个可以进化的机会而产生的；人是最高级的生命，因此没有更高级的生命在控制人类；人类社会的一切事件都只是人类自己的意愿和选择的结果；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是没有灵魂的东西。
这两种前提就是分别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立足点。把它们落实到历史观上，便分别成为“神传历史”和“人创历史”的对立史观，我们不妨简单的称之为“神传论”和“人创论”。
4、描述“中医常人化”过程的历史意义
比较上面的两个基本前提，不难看出，“前提一”是一个可以全盘接受任何历史事件而不作任何“削足适履”式修改的普适前提；“前提二”却是一个必须对历史“削足适履”、“杀头便帽”，乃至“五马分尸”，甚或“乱刀剁碎”的“以刀代笔”的狭隘前提。
只要看一看任何一本以“人创论”史观或者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写成的历史书籍，就足以明白我们上述结论是平正、公允的。特别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其中又特别是大陆中国，官方“史学家”们对历史不但随意砍削，而且张冠李戴、凭空捏造，赤裸裸的伪造历史。这种伪造是在共产党还没有掌权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的：比如，抹杀国民党广大抗日将士浴血奋战的功勋，同时夸大、捏造自己在抗日中的作用。最后到“文化革命”时，这种伪造历史就发展到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程度：让一个画家画一幅毛泽东去安源的油画，就轻而易举的把他人多年的“革命功绩”一股脑儿全部揽到“伟大领袖”的名下。要历史证据吗？就是这幅油画！
以中国医学史而论，大陆中医学院最初试用的“中国医学史讲义”就已经砍掉了历史记载中几乎一切具有超常性质的内容，并且按“唯物”史观把一切医学领域内的个人成果都武断的说成劳动人民实践、总结、继承的结果[7]。一切通过超常手段的贡献都被彻底否认了，其中包括许多现代科学都已经证实了的内涵：针灸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性；”“经络敏感人”看到针灸经络和穴位的特异能力；中医胎教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更不用说，使用各种特异方法诊、治疑难怪症的真实能力等等。
因此，在前提一的基础上描述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就是停止一切对历史的砍削，从最自然的观点去认识中医的历史、逐渐发现中医历史的真正面目的过程。为了这个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历史人物自己的思想、尊重每一历史事件中每一个历史记载的平等权力，不要根据自己的任何“主义”和“史观”去随便臆断是非和真假。这才是真正的“唯物”方法，因为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按照自己的想法说它不存在，就把它从历史里面剔出去，那是宰割历史。
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前提和史实来认识和解释历史，但每一个人都没有权力随便砍削历史的任何部份，因为人的思想是在变化和升华之中，原来以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后来却发现是不足为奇的常识(比如中医胎教理论)，如果随意宰割历史，就可能因为自己一时的愚见而永远失掉历史的某一部份内涵。
如前所说，神传论者认为，人类历史的本身就是一个常人化的过程。因此，描述中医常人化过程就成为一个典型示例，可以为描述其它各种常人化过程提供一个具体的方法和思路。也就是说，它为找到人类真正的历史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第二部份：“中医常人化”的过程
1、“中医常人化”的根源
“中医常人化”过程的产生，根子不在常人，也不在中医，甚至也不在那些以自己终身的努力而大大推动了“中医常人化”过程的著名医家们。它只是一种社会变化的原则和安排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安排、每一个事件都可能会体现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愿望、努力和这种努力的结果；也可能会直接体现出高层生命对于人类的劝勉、警告和启示。因为高层生命一直在努力帮助人类返回去，这种努力要一直持续到他们以为人类已经毫无希望返回去为止，因此，上述的两类看似完全不同的安排，实际上都同样是高层生命一直在帮助人类返回去的表现。
按照神传论者所根据的前提一，人类社会的任何大事都来自更高层次生命的介入或安排。而按照佛家的理论，整个宇宙都遵循着“成、住、坏、灭”的过程在发展着。处于“坏、灭”阶段的人类，其社会都是向着心性败坏、道德下滑、拒绝神的一切影响的方向在“发展”着，因此才会在各种领域里都反映出“常人化”的倾向和变化来。
所以我们说，“中医常人化”的过程，无轮对它的评价如何，我们都不能把它归结为常人中的某些人的个人努力的结果。作为神传论者，我们是认为人类的“发展”方向总的说来是违背神的意愿的，因而也是不好的，但落实到每一个历史人物时，哪怕他是这一方向的推动者，他的道德和心性却不一定比其他人更低。可能恰恰相反，他在当时的人群中就是心性和品德较高的人，这样的情况在“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指出中医发展过程中的常人化倾向，只是为回顾医史的人们增加一个普适的前提，使人们更能接近真正的、未加砍削的中医历史，特别是为那些被“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所羁绊的人们提供一个全新的选择和一条解脱的道路。
2、“中医常人化”过程的表现形式
在《中医的修炼内涵》一文中，我们已经对中医各个方面的修炼内涵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1]。任何修炼的理论和实践都是超越常人的东西，原来的中医能够超越常人层次，就在于它的超常的修炼内涵。因此，要把中医从非常人的东西变为常人的东西，就必须、也只须去掉其修炼内涵。
去掉中医修炼内涵的过程也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随着整个人类的各种常人化过程一步一步的走下来的，因为各个时代的人们对于超常的修炼理论和实践的接受、容忍程度也是不相同的。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描述的“中医常人化”的过程。
从表象上来看，如果在一种中医能力的学习和实践中，不要求学习者掌握任何修炼的理论和实践、不必有任何超常的方法和能力，那这种学习和实践就是常人化了的东西。比如，以脉诊为例，扁鹊并不真的须要号脉来诊断疾病，他只是做个样子，把疾病症状和脉象的相应变化告诉别人，使常人可以凭一种具体形像的东西来理解他的诊断的真实性[5]。以后的一些道医能力不那样强了(当然也有象扁鹊那样故意做样子的)，要用丝线拴在病人腕部“悬丝吊脉”，其实是让病人信息从丝线上传递过来，自己才能感受到。能力再差些的，便真的要接触病人的手才能获得必须的信息，但毕竟这种信息还是通过超常感知能力来获得的，因此并不须要摸遍三部九侯(一根指头就够了，号称“一指禅”)，也用不着思考和推断。然而，当一个人完全抛开心性的修持，通过反复背诵脉诀、反复让老师以实例演示各种脉象的感觉时，他获得病人信息的过程就只能是手上三部九侯的感觉，加上记忆中的脉象描述，再利用逻辑推理一起来完成了，这也就成了道地的常人方法。但由于这种过程里包括反复的逻辑推理，因此讲出来时往往令人有深奥、可信的感觉，容易赢得常人的赞叹和点头，这也是后世许多儒医崇尚医理的清谈而缺乏实际治病效果的原因。
3、“中医常人化”是“常人化”中的一个完美示例
如前所述，处在“坏、灭”阶段的人类社会，其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完全彻底脱离神的影响的“常人化”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每一部份都会显现出“常人化”倾向来，也都能被用来展示常人社会中“常人化”这一发展倾向。但在这众多的“常人化”过程中，我们认为“中医常人化”是特别好的一个可以利用来展示“常人化”的例子。
比如，就直观性来讲，“宗教常人化”过程是最能直接体现人类如何一步步脱离神的影响的。但宗教“常人化”前后对人们生活的客观影响之不同却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宗教信徒中完全能守住几十年前教堂、庙宇规矩的就已经太少了，真能守着的人也无法让他人承认这样作有任何实际的好处。至于能守着更久远的修炼原则的人则可以说已经在常人中绝迹了。但中医的情况却不同。尽管道医已经少而又少，但只要偶而一露峥嵘，向常人社会小露一手绝招，就会使人们想起尚未“常人化”的中医的超常性来。加上中医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而且还有许多怪症只有中医能处理得令人满意，因此时时会有某些中医案例可以起到提醒人们的作用，甚至使人感叹“过去的中医真厉害”。几百、上千年前的医案，对于今天学中医的人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作用，这也是向人们提供“常人化”过程前后对比的一个机会。
4、“中医常人化”的历史过程
“中医常人化”过程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医的“儒、道分流”[1]。每一个对中医有相当接触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中医不神了”，也就是说，失掉了原来中医那些超常的诊、治疾病的能力。虽然神奇的道医还是有的，但已经少而又少，凤毛麟角，而且被众多儒医掩盖着，人们很难看到。道医太少不是因为道医“保守”不愿传人，而是因为道医本身包含的修炼内容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和实践得了的，道医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承接自己医道之人。
另有一类与道医类似的民间医生，往往是在某一种特殊疾病的治疗上独具神功，使亲眼见到的人们对中医的神奇超常性质赞叹不已。这样的事例甚至被记载于当今法轮佛法的经典上，足见其在中医史上应有的地位[8]。笔者知道一位业余的、擅长接骨的草医。他在一次“赤脚医生交流会”上表演自己的特技：抓来一只大公鸡扮演病人，当着大家的面把它的一条腿骨折断，“啪”的一声，大家用手去摸：粉碎性骨折(能摸到骨头渣子)。他把一些草药放到嘴里嚼成糊状，敷在公鸡断腿上，再找一块破布把敷的药包裹起来，用绵线一捆就了事。几天以后，大公鸡就能自由走动。据称，治人的方法和效果完全一样，还有被他治好过的人作证。这一类医生虽然一般都社会地位低下，但却不轻易传人，因为他们接受这一份礼物时就发誓只能传给“心肠特别好”的人，否则，宁肯带进棺材也不乱传。这一类医生都很难找到传人，何况具有更严格的修炼要求的道医呢？
因此，世间所见的中医就基本上都是通过常人方法学来的儒医。但我们这里必须申明的是：我们不是要对儒医和道医妄加评判、分别高下，也没有扬抑褒贬之意，我们只是尽可能客观的站在神传论的基点上描述中医流变的过程。其实，道医和儒医都各有自己的历史地位，每一个人的地位也都来自生生世世结下的因缘。任何一个神传论者也都相信因缘并且没有任何妒忌之心。再者，儒医和道医的分别主要是从是否包含修炼内涵和超常技能来定的。许多儒医由于心术比较正，也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超常能力。笔者先父也是一位典型的儒医，在妇科脉诊方面也被认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他对道医十分仰慕，希望道医传统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以确保中国的医学能够世世代代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
为了方便，我们将按照时间的顺序，以常人化过程中比较重要的医家或著作为线索，简要的为读者勾勒出中医常人化的大概轮廓。
4-1 远古的中医
我们这里说的“远古”，是指《黄帝内经》里面说的“中古”及其以前的时代。据笔者的理解，黄帝和歧伯是把黄帝以前的时代都称为“古”代，而把其中比较近的称为“中古”，更久远的统称为“上古”。这一时代，包括了后人称为“人神杂处”的时代。对这一段时间人们的医疗实践情形，我们只能从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后代人的记载中得到一个粗略的了解。不过对探讨“中医常人化”过程来讲，这些了解也算差强人意了，因为我们的结论是：那时的医家都是特异能力很强的道医乃至神人，他们的修炼实践和医药方面的超常能力，或者是一次性获得的绝招，是绝非常人所能学习和把握的(否则也就不是常人了)，因此，那时压根儿就不存在产生“常人化”概念的土壤。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目前知道的、有医药实践记载的著名医家有：神农，苗父，俞跗。其中神农是一位神人，主要是教会了当时的人从事农业活动。他的著名医药实践是拿着一根“赭鞭”，走遍“五岳四渎”，凡是“土地所生”的药草，他都一一地“鞭问之”，“得其主治”[1][9][10]。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神力(与低级生命交流思想的特异功能)，逼着那些药草把自己的主治功能告诉给他。苗父与俞跗是时代相隔较远的两位古代医家。苗父对任何病人都只用一只草狗，口中念出十个字就能治愈任何疾病；俞跗是做各种大手术的外科专家，水平超过了华佗，因为他不用麻沸散之类的麻醉药也能做大手术。[3]
值得指出的是，那个时代的医家不用“四诊”诊断疾病：只是瞅病人一眼就足以知道疾病之位置和深浅，手到病除。这样说，有些读者或许觉得“有点玄”了，况且那时的人有无这种能力也无法考证。其实一点不“玄”，扁鹊具有这种透视功能就是正史记载着的[4]，而且能透视人体内脏的人现在也仍然有，甚至更“玄”的都有。
中医的传统特技中有一种特殊的诊病方法叫“隔山照”，就是医家不用看到病人也能准确的诊断其疾病，而医家所须的只是病人得病后接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这种本领当然比起“瞅病人一眼”来还要高明多了。笔者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虽然听说过，但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高人。可事有凑巧，笔者来美国留学时却碰到了一位根本不懂中医、但又具有这种特殊诊病能力的美国教授。他在读大学时，一位台湾人教他一种很简单的打坐方法：微闭两眼，盘腿而坐，两手结印放在胸腹之间，尽可能不思不想。六个月后他感到手上有很强的力量往上抬，觉得很有趣，就长期坚持下去，许多特异能力也相继产生出来了，其中就包括特异诊病的能力。我来美国时正是他喜欢帮人看病的时候，看到一个有病的人就说：你某处有问题，说得百发百中。我的一位远方朋友寄来一张照片，结果他凭照片就准确的诊断出朋友最近出现的病状。据他说，用对方寄来的信纸也行。他不但能特异诊断，还能特异治疗。他用右手对着病人病灶的部位，在体外猛一抓，再用左手合上，捧着那常人看不见的“病”，飞快走到窗前扔出去，病人立刻感到原来病痛的地方空了，好像从来没有过病痛一样。但他有时遇到比较厉害的病，要弄好久才能抓出来，自己也搞得一身大汗。
这件事情对笔者震撼极大，它使人不得不深思：我们费了许多代人的不断努力才搞出来的这一套常规的学习中医的方法是否真的必要？那位美国朋友对这套中医一窍不通，却因为多年来简单的静坐而获得更好的诊治疾病的能力，到底哪条路子更好呢？简单静坐的方法可以普及吗？笔者探讨“中医常人化”过程的初衷和某些见解，也正是从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思考中产生出来的。
4-2 《黄帝内经》
任何人，不管是中医中的哪个流派，甚至于不学中医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异口同声的承认：《黄帝内经》是中医学中的最伟大典籍。它被认为是中医一切理论的源泉，后世医家们无论对中医作出了多大贡献，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来自《黄帝内经》。署名扁鹊的《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对中医的发展也具有深远和普遍的影响，但与《黄帝内经》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况且《难经》得到医家们普遍的重视，已经是唐、宋以后的事了。因此，《黄帝内经》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黄帝内经》的内容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个部份，前者主要是基本理论，后者主要是有关针灸的内容，因此有时也把它们说成两本书。《黄帝内经》通常又简称《内经》。
然而我们注意到，黄帝是公元前大约2700年到2600年的人，而《黄帝内经》在常人中公开的普传则是春秋战国时的事，最早不过是公元前770年，其间相隔了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可见，该书的主要内容在《黄帝内经》公开普传于世之前，已经以别的形式传承了将近两千年了，并且我们现在见到的《黄帝内经》绝对与当初黄帝和歧伯等人谈话的原始记录有很大区别。这一点，从仔细阅读《黄帝内经》的内容也能看得出一些端倪。其实，《黄帝内经》肯定经过了多次修整，其中人们普遍知道的唐、宋两代的修整只是在常人中公开普传以后最大的两次。有了这个说明后，我们提醒读者：我们所有用到《黄帝内经》的地方，都是来自现在所能见到的、经过唐宋两代修整的版本；所有对《黄帝内经》的结论也只是对这类版本书的结论。而《黄帝内经》在黄帝那个时代的真实面目，我们至今一无所知。唯其如此，我们也就只好认为是一种天意的安排了。
《黄帝内经》中对古代修炼人的描述和赞扬固然使后世许多儒医感到尴尬，而其中把各个时代的疾病表现和医疗方法乃至治疗效果都归结到人的道德的作法，则使得许多后世中医更感到茫然。“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11]。“上古圣人”也知道怎样做“汤液醪醴”，但并不给病人用，只作为一种以防万一的手段，这和现在的真正修炼人有药不服的情形有点相似。到了“中古之世”，人的道德有些衰败了，“邪气”也就时常来骚扰，因此人们就不得不借助于“药”的力量来抵御“病邪”的进攻了。为什么呢？因为“德全”的人就能够“不危”[12]。这里直接把人的“德”的多少和人的抗病能力以及疾病的预后情况联系起来了。这一观点是道医和后世儒医在理论上的一块试金石，也是道医“病理学”中最深刻的前提之一：疾病的最根本原因是与“德”对立的“业”引起的，而“德”和“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同时它也表明了，能够在修炼中修“德”的人，是不会担心疾病给他们带来任何危险的。因此，“上古圣人”作了“汤液醪醴”而又不给病人服用的作法，就有了牢实的理论基础。
在叙述了“上古”、“中古”的治疗方法和效果依次降低以后，《黄帝内经》对于当时的情形则说：“暮世之治病也，则不然，治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13]。这段文字口气之严厉，情绪之激愤，简直就是把这类“粗工”当作医家的异类来大加讨伐和批判。而且直称该时代为“暮世”，也是非常特别的说法，不象黄帝歧伯的口吻。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文字的时代，“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已经公开化了！因为这里描述的“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自“以为可攻”就给病人又喝“汤液”又扎针的乱搞一通的“粗工”，显然不是传统的道医或神人，而只是不明“道”理的庸医，结果当然是旧病没治好，反而弄出新病来了！不管这种庸医是从道医中“失道”以后掉下来的，还是从常人中莽撞无知的“涌现”出来的，反正他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常人化了的医生。
由于《黄帝内经》在多次修整中必然加入了后世医家的某些观点和记叙，因此我们不能认定“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在黄帝时代就开始了。笔者的猜测是：《黄帝内经》在公开普传于世的前、后之间的变化是最大的变化。象上述引文一类的文字，在公开普传时加入的可能性大于在公开普传后加入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春秋战国时人心的混乱和时局的动荡不安，那是最容易产生把一篇修炼的经文大加改篡之后传入常人社会这类事情的时代，也是最容易出现常人把修炼内涵的东西拿去想当然的试用的时代。因此笔者的猜测是，“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大概是在《黄帝内经》公开普传于世、即春秋战国时开始的。当然，要说得保险一点，就不妨说是“《黄帝内经》首次记载了‘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只不过这种说法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
笔者认为，从神传论者的观点来看，《黄帝内经》在人间的公开普传，一方面是因应了当时常人社会的愿望和现状，同时也表现了高层生命不愿人类自行下滑太快而作的努力和安排。如上引述，当时已有许多常人把具有修炼内涵的道医方法试手于常人社会，既无救人救苦的效果，又可能败坏修炼的方法，完全放手让常人这样作下去，只能是败坏得更快。面对这种迅速高涨的潮流，象《内经》中那样严厉指斥“粗工”已经不起作用。堵而塞之，不如因而导之，况且高级生命对人类的影响，永远是以“劝善”和“善导”的形式，因为人心的改变绝非任何强制形式可以作得来的。因此，把道医的修炼内涵减少到可以让常人知道、也必须让常人知道的程度，再把它以某种形式传到常人中来，看来就是最好的选择。一方面，只传“可以让常人知道”的部份，因为修炼内涵传多了既会败坏修炼界(比如出现不合格的“半神”)，又会扰乱常人社会状态(比如乱用超常功能于常人)；另一方面，要传“必须让常人知道”的部份，因为这样才具有引导常人反思、启发常人向上返归的作用：要他们知道“人外有天，天上有神，自己可以修炼而返回到神的状态”。笔者理解，这就是《黄帝内经》以这样一种形式和内容、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开普传到常人社会里来的真正原因。
当然，传到常人社会的东西，其修炼内涵到底要保留多少才是“可以让常人知道、也必须让常人知道的程度”，是随着常人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古代的常人心性高，可以知道得多一些；后来的人心性降低了，只能知道得少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修炼的东西传出来以后，往往会部份甚至整个的“散佚”或“消失”。比如，与《黄帝内经》同时传出来的《黄帝外经》，因为里面有更加具体的修炼内涵(根据现存片断来判断)，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等到书写工具相当发达以后，“断简”“散佚”已经不可能产生(比如现代书籍的形式)，这时修炼内涵的调整就采用了“自然”的形式：书的文字保持不变，但随着人们心性的改变，人们对这些书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就自然的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修炼经典的真实原因。然而，任何时代总有少数人心性较高，他们对修炼经典的理解和信任就远远超出一般人。因此，自古以来，每个朝代总有那样的少数人，他们能把多数人都不信、嘲笑的经典当作宝贝，还要吃苦、失利，甚至丢命也要去奉行。再看现代人，由于交往的机会多了，就容易发现一种现象：对于别的书籍，虽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象对待修炼经典那样，不同的人会有那样大的差别：许多人都对别人的看法感到惊讶、愤怒、不能忍耐，甚至恨不得一口咬死对方。细想其中缘由，这种自然调整修炼内涵的机制真让人叹为观止，也同时让人生起对高级生命的敬仰。
4-3 《伤寒杂病论》
张机(约生于150到219年)，字仲景，东汉末年南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县)人，是中医历史上对现存中医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位医家。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是他对“伤寒”类疾病和“杂病”诊治经验的总结。该书在辨证施治方法、融合理法方药成为有机的系统、中医方剂学等各方面，都对现存中医体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书中对“伤寒”类疾病采用“六经辨证”，而对“杂病”采用“脏腑辨证”，为后世医家的“八纲辨证”、“三焦辨证”、“营卫气血辨证”等辨证方法开辟了道路；该书首次将理、法、方、药融合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把理论认识和临床诊治密切结合起来，是中医史上第一本临床医典；书中使用的二百六十多首方剂，被后人尊为“经方”，目为中医方剂学之祖。到宋代，《伤寒杂病论》被分立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其中《伤寒论》一书，不断有后世医家对其注解和讨论，对后世中医学的影响很大。[14]
然而，无论《伤寒杂病论》的贡献有多大，它都是对“现存中医体系”的贡献。而“现存中医体系”，按照我们的看法，基本上是在走着“中医常人化”的道路。因此，《伤寒杂病论》巨大的贡献和发明，在人创论者看来，固然是积极的、推动中医向前发展的一个大跃进；但在神传论者看来，却是背离道医传统、也就是背离神的方向的一个彻底的迷失。以比较有系统、影响也最大的《伤寒论》为例，全书并不提及任何修炼和道德的要求，更不用任何超常的诊断或治疗手段，甚至也不用后世医家们普遍使用的阴阳五行的分析方法。《伤寒论》中唯一用到的传统理论就是病邪居经时的症状表现。但经络是人体一定层次上的客观存在，而病邪居经的症状反映也是可以通过实践积累来获得的。也就是说，《伤寒论》完全抛弃了古代道医对于为医的定义性的要求、回避使用任何超出常人接受能力的道医概念。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阅读、熟记、实践、反馈、修正这样一套完全常人化的方法去学习和掌握《伤寒论》的内容，因此它也就成为道地的常人化的东西了！
再用一个比喻来说吧。古代道医诊、治疾病的过程是一个“白箱”(至少也是“灰箱”)操作：他们用特异诊断能力直接看到或感觉到病邪所在部位和层次，再以超常手段直接把“病邪”取出或者以药物驱走(后世道医用药治病时，也能用特异能力直接选药，而不用常人那样背诵汤头、再凭汤头加减的处方手段)。自己对整个诊、治过程了如指掌，就象看透明(或至少半透明)的箱子里的变化过程一样；《伤寒论》里的方法则是一种“黑箱”操作：它要人必须熟读和记住各种典型症状和六经反映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得出的病邪深浅、居经的每一结论。如果该症可以下药，还要记住相应的处方治疗方法。这些过程都是根据眼前的症状、搜索记忆中的材料、加上逻辑思考和推论过程来完成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错误都可以导致治疗无效甚至加重病情。而且医者无法看到自己的推理结果是否与现实相吻合，就象把东西放进一个漆黑的不透明的箱子里去，要直到结果从另一方输出来再猜测自己的作法是否正确(症状的改善并不保证自己对病邪的认识全都是对的，因此仍然是猜测)，因为自己根本看不到它的中间操作过程。
《伤寒论》里的这一套方法虽然取消了传统道医在修炼方面的严格要求，让任何一个常人都可以按步就班的学医，但它同时也把后世医家拖进了一个“易学难精”的泥潭：《伤寒论》中列出的典型症状就有398种之多！[15]这还只是张仲景自己在治疗“伤寒”类疾病时所遇到和记录下来的，不一定就囊括了全部“伤寒”类疾病的典型症状。而且疾病是肯定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化通常是只增不减：旧的疾病没有绝迹，新的疾病已经泛滥！比如，“伤寒”类疾病至今还能看到，而后来兴起的温病浪潮早就汹涌澎湃了！因此越到后世，学中医的人负担越重：各种疾病的典型症状，各种方法的基本处方，越来越多的中药要掌握，脑子里要装的信息急速增长，要求逻辑推理的过程越来越精细和复杂，因此失误的可能性一般是越来越大。证之历史与现实，中医治病的效果确实是越来越不理想，特别是“中西医结合”以后，中医已经到了卖身为奴、投靠西医的可悲地步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当你用常人化的学习方法去代替古代道医修炼型的为医之道时，你就把医道降低到了常人的层次、成了常人的东西，其效果也就必然是常人都能达到的效果，绝非原来道医那种超常、神奇的效果了，因为超常、神奇的效果必须来自超常的方法。由于常人不具备看透疾病深层本质的能力，加上常人犯错误本来就是正常现象，因此在诊治疾病时失误乃至导致死亡都是情理中之事，否则又怎么叫常人？
无论你把它叫做妒忌心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几乎人人都有一种心理倾向：自己没有的，就不愿意、甚至不相信别人会有。马克思的座右铭就是“人所有的我都有”。利用这一现象，很容易从一个人的否定性结论中反观他自己缺乏什么东西。任何一位看过《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的人[4]，都会对扁鹊神奇超常的诊病手段有很深的印象，其中特别是他为假死的虢国太子治好“尸厥”的过程。然而，张仲景《伤寒论》序言中第一句话就是：“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16]。真是出语惊人：他不象任何其他人那样承认扁鹊诊病手段的超常性质，而是断然把它归入了常人的“才”的范围。表面上他是在夸奖扁鹊“才秀”，实际上却是要把扁鹊硬生生的拽到自己所在的常人中来。再看他叙述自己诊治疾病和写作《伤寒杂病论》的过程：“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确实完全是脚踏实地的常人方法。因此，张仲景走了一条与传统道医分道扬镳之路，倒不是因为他非要背离道医传统的方法，而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常人化医生中的一员。他的出现，是“中医常人化”过程开始了大约900年以后、常人化的中医已经多如牛毛的形势下的必然产物。
综上所述，《伤寒杂病论》为“中医常人化”的过程立起了一面“名正言顺”的大旗、开辟了一条平整宽广的大道。在此书之前，虽然已经有许多常人自己利用《黄帝内经》和其它医籍学习中医并以医为业(也有不少世代家传的)，但这些人的医疗水平通常都很低(张仲景也痛恨并指斥他们[16])，是《黄帝内经》中斥为“粗工”的人，因此他们既不能入道医之流，又没有其它门派可归。自从《伤寒杂病论》之问世，常人学医便有了方法上的借鉴、理论上的支持，而且很快结成新的“儒医”流派，最后以人多势众而俨然成了中医的代表。
因此，《伤寒杂病论》也是中医“儒、道分流”的分水岭，是儒医们的新庙堂。由于该书只使用常人可以接受的概念和常人可以仿行的方法，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只能呆在儒医的圈子里，永远与道医无缘了。然而，后世儒医对此书和张仲景的推崇是越来越高：晋代皇甫谧称仲景“祖述大圣人之意”，因为“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而“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其称赞倒还颇有分寸，而且扯了一大圈子理由，还是归结到神农身上。后来的儒医就不这样了，直接了当的把仲景称为“医宗之圣人”，他的书也是“垂方法，立津梁”[17]，甚者以为“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18]，简直把仲景的一本书弄成中医至高无上的唯一权威了！把这样一本基本上是临床医典的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甘作井底之蛙，难怪后世儒医们无论多聪明、无论多努力，也不能获得古代道医们那样的治疗效果了。
笔者认为，从神传论者的观点来看，《伤寒杂病论》的出现主要是因应了当时常人社会的强烈愿望：一方面不能、也不愿入道医之流，甚至也不愿接受《黄帝内经》中任何超越常人层次的道医概念；另一方面又急切的希望掌握中医的具体方法，成为一个职业中医。《伤寒杂病论》的形式和内容完全满足了常人的这一愿望，因此必然获得常人的高度赞扬。笔者所知，后世医家中没有一个人对《伤寒杂病论》理论之低简、诊治方法之近于“试验记录”有过半句微词。可见人们早就对《黄帝内经》中道医和儒医色彩的不同和高下之别失去应有的敏感性了。然而，如前所述，这样大的历史事件必然是一种有意的安排，而且这种安排应有其帮助常人回归的某种作用。笔者理解，这是一个具有极端性质的事件，因此很可能被用来作为一种对比参照物，为后来的某些事件作对比，让人从中悟到某种“道”理。证之以后的历史，笔者认为，至少“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是完全针对这一事件的特别安排，因为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每一个还有道医概念的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4-4 金元四大家
自《伤寒杂病论》问世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儒医体系日趋完备，人们也越来越适应了该书中的思维和临床诊治方法，并且许多人把它当成了最好的、甚至唯一的方法。其间虽然有过一些道医人物，比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在中医方剂学和中药学等领域中作出过带有道医特点的很大贡献，但道医毕竟是道医，哪怕是没能成功逃名的道医，也不会有意有为的去打破常人中的理和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贡献，也不过是在儒医气氛浓重的中医环境中吹入一阵新鲜高雅的道医的和风，提醒一部份尚有愿望成为道医的人去努力。并且他们的成果后来也被儒医们砍去道医的内涵、熏染上儒医的气味而摆入了儒医的殿堂。另外，也有过一些聪明的儒医，比如皇甫谧，在儒医环境中作出过大的贡献，对“中医常人化”的过程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过和张仲景相比，也还相差甚远。因此，对于我们简要描述“中医常人化”过程这一目地来说，都不用深入叙述了。
然而，到了金、元交接的时代，情况却有了很大变化：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一连出了四位中医史上最有名、也确实具有独创能力的大医家，那就是后人所推崇的“金元四大家”。自从《伤寒杂病论》问世后近千年以来，正是他们，在比较平静的儒医海洋中掀起了四轮冲天大浪，在相对沉闷的儒医花园中开出了四丛带着异彩的奇芭。他们对后世中医学的影响就象连续的雪崩一样，直到今天还能感受到其余波的力量。他们医学生涯中道医、儒医特点的分野，以及他们在“中医常人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远比其他医家复杂。因此，我们在描述“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中，就必须谈到他们，而且尽可能根据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他们摆放一个恰当的位置。
如前节所述，笔者认为，“金元四大家”的出现是一种有意的安排，是为了利用基本上不依赖《内经》而成就大名的《伤寒杂病论》作为一种极端的参照物，突显“金元四大家”相反的特点：每个人的成就都和学习、运用《内经》紧密相关，以此把人们已经离开了《内经》的眼光重新拉回来。又因四人的理论基础都具有道医的性质：都不是常人可以用直观的“试验”方法总结出来的，这就让人们体验到道医理论的巨大威力，并且这种转移眼光的作法就是“劝善”和“善导”，就是高级生命份内的事。
刘完素(1110-1200)字守真，金代河间人，后人尊称刘河间，又号通玄处士。他基本上可算一个道医：生性好道；能够每天读《素问》，三十五年从不间断！单是这种极端反常的作法就具有启悟他人的目的；遇异人传授医术，极似扁鹊[19]；不爱作官：皇帝三召不就；他的运气理论也是《素问》中最超常的理论之一[20]，以致仿效者很多，却没人达到他的高度，最后还是难以为继；他首倡“火热论”、开温热病的先河，突破了历史上一直沿袭的温热发表的成规，直到中医史上最后一位大医家叶天士来成就这一最大的学派；他在寒凉药物的使用上独具只眼。后世医家“外感宗仲景，热病宗河间”的说法是客观的。道医都不作职业医生，但他是；道医都有超常的诊治功能，他似乎没有。但他如果是道医，就无法对常人起启悟作用了。这就命定了他不能作完全的道医。
张从正(1151-1231)字子和，号戴人，青年时代性格独特，不拘小节，放诞好饮，私淑刘完素之学，曾被召入太医院供职，后辞归乡里，与门人弟子讨论医学，游山玩水，又过着放诞不拘的生活。他在性格上和生活经历上很象一个“逸人”，但他的“攻下法”(来自《素问》“天之邪气、地之湿气、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人”之说[21])让人想起诸子百家中的“法家”：动辄就“绳之以法”，没个商量，与儒家的“和为贵”大相径庭；加上冒险系数大，儒医不敢步其后尘，因此虽然是“前无古人”、奇峰突起，却又是“后无来者”、后继无人。但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世人欲论治大病，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24]。他的《儒门事亲》中确有许多精彩的医案，值得医者一读三思。笔者认为他“以情制情”的心理疗法将来会受到极大的重视。他只从《素问》中挖出一些理论、作成易行的治法，竟能跻身四大家中，这是他最能被用来启悟他人的特点。
李杲(1180-1251)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从小聪明好学，异于群童，长大后为人忠厚，品行端庄。他20多岁时，家乡一带闹饥荒，便慷慨解囊，设粥赈灾，救了许多灾民，后来拜名医张元素为师，尽得其传。在居汴梁期间，他常为公卿大夫诊治疾病，名声大振。他提出与外感病因相对待的“内伤学说”，结合《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等说法[22]，创立以“内伤脾胃”学说为主体的理论体系。他的学说发展成易水学派，与刘河间的河间学派成为医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派，乃至后人称“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23]。李东垣是个道地的儒家君子，他的理论也最受儒医欢迎，因为与儒家“和为贵”“执中”的理论相合。“调理脾胃为医中之王道，节戒饮食乃却病之良方”，行王道之法是儒家崇尚的正法。李东垣也是深挖《素问》中一部份内容而创新一法，因此很有启发意义。
朱震亨(1281-1358)字彦修，晚年被尊称为丹溪翁，是一个学者型的医家，自己胡乱看了些医典，44岁才正式拜师罗知悌学医，48岁后便成了一代名医，而且成为四大家中学有专长而又非常广博的一个。他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是对河间学说的补充和发展。他据《内经》论证人身“相火”易妄动而发生疾病，因此治疗中强调“养阴”的重要性，善用“滋阴降火”剂。朱震亨对张仲景的外感治法、李东垣的内伤治法、张子和的攻下法等也一概深入钻研，他能时时将生活中的理与《素问》中的理结合，提出了许多见解和观点，因此追随者很多，对明清两代医学有很深影响。后人称其为“丹溪学派”。有人认为他有“集医道之大成者”的风度。日本医家曾成立“丹溪学社”，专门研究丹溪的学说。他可作为广泛运用《内经》创新的典范来启悟人。
“金元四大家”及其理论的出现，明显的冲淡了张仲景及《伤寒杂病论》在中医史上的影响，动摇了其独尊的地位，而且逐渐以“温热病”的研究打破了对“伤寒病”的独门研究，最终使“温病学”的研究和应用超过了“伤寒论”。同时，李东垣的“补土派”也成为后世儒医推崇的一大流派，使得“伤寒派”变为几大派别中的一个。“金元四大家”的成功经历也刺激和鼓舞了后世医家向《内经》里寻找理论根据的势头，并且使他们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以外又有了四大家的学说可供临床的选用。当然，后世医家中到底有多少人由此领悟到道医原则的重要和超常的性质，还是一个难于定论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不会一个没有。因此“金元四大家”的出现确实对“中医常人化”的过程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引导作用。与高级生命为常人社会安排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没能起到预期作用相比，“金元四大家”的出现也算是比较有预期效果的了。
5、旧式中医的普及教育
中国的中医，从古以来都是家传世业或者师徒相传，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教材和教学机构。就是到了清代，“太医院”的学生也是医官保送，仍然是有一定基础的人。况且，从“太医院”出来的医生总是少数，多数医生还是私人培养出来的。因此，历代医家著作中比较浅显易懂、平正实用的书籍就逐渐成为初学者的通用教材。随着时代的积累，这样的教材越来越多，从中就有一些在淘汰中固定下来，成为多数医家授徒的常用书籍了。这类教材作者中，清代的陈修园是比较有名的一位。
陈修园在医学理论上并无什么建树，在临床诊治上也没有多少精彩的医案。但他却善于把基础理论编写为可读性很强的启蒙书籍、把汤头(即中医处方)内容编成漂亮的汤头歌。而这两类书却是初学者最先遇到的、也是将来影响自己一生的东西。因此，这类书和它们的作者对于中医的发展，亦即“中医常人化”的过程，实际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是流传很广的医学启蒙读物，过去按旧式方法学医的孩子大概都得首先背诵这本书。初学医者总得背汤头，而且背得越多越好，因此汤头歌向来受人重视。在陈修园以前，汪昂的《汤头歌诀》很流行，但陈修园的三大歌括《时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和《金匮方歌括》问世后，就逐渐取代《汤头歌诀》而广为流传，特别是比较有文化教养的都采用这些歌括了。另外，陈修园的《医学从众录》和《医学实在易》也是初学者很好的临床入门书籍。这些书籍实际上为“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修筑起了一条平整牢实的道路，使每一个常人都能沿着这条路走上中医的生涯。不过，这时的“中医常人化”过程，至少还在儒医的范畴之内，还保留着部份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6、中西医结合之路
从1827年开始，西医开始传入中国。以后开医院、办学校、译西医书籍，“发展”很快。到20世纪左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使部份中医搞起“中西汇通”：把西医解剖图载入《黄帝内经》，把“三焦”和“油膜”等同。1914年北京教育总长主张废止中医，三十年代提出“废医存药”，等等波折，几乎把中医灭了。
共产党夺得大陆政权后，声称发展中医，在医院里开设“中医科”，把自由开业的中医揽入医院。经历了十来年平静的时期后，“文化革命”来革文化的命。作为“封建”内涵浓厚的中医，自然是被“革命”之列。如果不是从上到下的许多“革命干部”离不开中医的特殊照顾的话，中医也可能被灭了。后来，据称为了给中医生存的地位，“伟大领袖”亲自喊出“中西医结合”的口号。无论其初衷如何，这个口号实际上成了折断中医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一出，西医们就带着他们的“先进武器”涌入中医古香古色的大门，巴不得一夜之间就把中医变得和他们一样“先进”。多亏他们的热情和苦干，现在医院里的中医已经全部“鸟枪”换“大炮”了：中医颈上挂着听诊器，手上拿着血压计，桌上有各种表格：可查肝功，作超声，照X片等等，而且许多中医的典型症状和病名都用了“先进”的西医名称来代替。现代中医一切都现代化了，什么都不缺了，唯一缺乏的就是：古代中医神奇的治病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曾经还大搞过“计算机”中医看病，用电脑模拟的办法，让电脑给病人开中医处方。据称可以发展到“无医生治病”：病人自己对着电脑输入症状，电脑自己对着病人开处方！更妙的是，原来生怕老中医死了，他们的好方法没传下来，后继无人；现在好了，把他们的好方法全部模拟到电脑里去存起来，不怕他们死了！因为他们的方法已经存入电脑死不了啦！很久没看大陆医生了，不知“电脑医生”们近况如何。
这样的中医不仅是彻底的“常人化”了，而且是“超常人化”了，连儒医传统的那点东西都没有了。大陆的中医学院比原来多了，各个医院里的“中医师”也比原来多了，但他们说的“中医”和我们知道的中医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这就是“中医常人化”的最新情况。
第三部份：对中医未来的展望
1、中医的未来包含在人类的未来中
中医总得依靠人去学习、掌握和发展，因此中医的未来包含在人类的未来中、寄托在未来人类的身上。没有人类的未来，就没有中医的未来。当人们连自己的未来、甚至现在都把握不住，都不知道自己该往何方走时，他们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中医西医的事情？
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中医的未来，只要担心人类的未来就什么都能解决了。但我们只是人类的一员，怎么能解决人类的未来这样的大事呢？简单，只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共同来解决人类未来的大事，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所以，只要让每个人都在心中燃起解决人类未来的希望，我们就走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为此，我们必须找出什么问题是所有人都回避不了、都必须解决、也愿意来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的问题才会使每个人都伸出手来共同努力和合作。
当今之世，物质生活已经相对丰富，不能从这里发现人人都必须也愿意来解决的事。唯有两件事情是不分贫富贤愚、高低贵贱都希望解决的大事：疾病和烦恼。疾病是身不舒服，烦恼是心不舒服。“不舒服”，这就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回避不了，也都愿意解决的问题。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变化，“不舒服”总是如影随形似的跟着人，躲也躲不了，打它还打不着。人们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舒服”，却时时刻刻都被“不舒服”纠缠着。那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想解决这个“不舒服”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所有人都接受的吗？有，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要简单。
首先，“不舒服”是一种感觉，是来自自己的“心”，只有改变自己的心才能改变自己“不舒服”的状态。你会说，心不舒服可能行，但身不舒服恐怕不行。其实身心是统一的、互相影响的。科学研究证实，人的每思每念都是有能量的。据日本科学家的实验，一个念头就足以戏剧性的改变水结晶的形状：好的念头使水结出美丽的晶体；坏的念头使水无法结晶而且看上去丑恶[25]。一个时常心存善念的人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身体结构(不只是状态)。十多年前在北京去世的周凤臣老太，因长期业余修佛，去世后全身变为“琼脂玉”，至今保存在河北老家供人参观[26]。
要改变人的心，最好的是“直指人心”的修炼方法。笔者寻找了二十多年，见识过许多方法，最后有幸找到了最好的方法：法轮功。“法轮功最好”这一结论是千万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值得任何人的信赖和追求。事实证明，修炼法轮功不但能同时解决一个人的身心“不舒服”的问题，而且随着修炼人的增加，还能同时解决所有人心不正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如果人人都炼法轮功，不但每个人的身、心的毛病解决了，就连社会的毛病都解决了。
2、未来人还需要中医吗？
既然如此，如果将来每个人都炼法轮功，还需要中医吗？不需要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东西。中医好，特别是古代的中医更好，就是因为它来自修炼人的慈悲拔苦之心，是它的修炼内涵使它那样好的。因此，当它的修炼内涵被“中医常人化”的过程一点点的剥除之后，它也就变得越来越不行了。现在你找到了最好的修炼方法，你当然不用沿着中医的老路退回去了。
人类的整体健康水平，是由人类整体的心性和道德水平的高低来决定的[11][12]。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法轮功确实能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其中炼功人的身心健康水平。笔者真诚的希望，每一位尚未炼过法轮功的读者都不妨去试炼一下。如果得到了，是你终生的幸运；如果得不到，你什么也不丢，因为学这个方法是一切免费的，只要把Falun Gong 或者Falun Dafa 输入网上都能搜索得到它，因为它正在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等着你哪！
参考文献：
[1] 台湾“未来科学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登：《中医的修炼内涵》，正见网：公元2004年5月15日 星期六；
[2]《说苑辨物》，汉•刘向撰；
[3]《苗父、俞跗列传》，正见网：公元2004年4月9日 星期五；
[4]《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汉•司马迁撰；
[5]《扁鹊传》，正见网：公元2004年4月4日 星期日；
[6]《宋史•庞安时传》元•脱脱等撰；
[7]《中国医学史讲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1964年7月第一版；
[8]《转法轮》(第七讲：医院治病与气功治病)，李洪志着，具有多种文字译本，免费阅读下载：
[9]《搜神记》(卷一)，晋•干宝撰；
[10]《汉书•艺文志》(《汉书补注》)，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清•王先谦补注；
[11]《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林亿 等人校；
[12]《上古天真论篇第一》，《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林亿 等人校；
[13]《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林亿 等人校；
[14]《伤寒杂病论》，汉•张仲景著；
[15]《伤寒论》，汉•张仲景着，宋本新辑，重庆市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第1版；
[16]《伤寒论》(张仲景原序)，宋本新辑，重庆市人民出版社，1955年4月第1版；
[17]《医学三字经》，清•陈修园著；
[18]《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元•王履著；
[19]《金史•方技》，？？；
[20]《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金?刘完素撰；
[21]《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林亿等人校；
[22]《平人气象论篇第十八》，《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注；林亿等人校；
[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24]《儒门事亲》，张从正著；
[25] Messages from Water, by Masaru Emoto, I.H.M.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HADO Kyoikusha Co., Ltd.
[26] 周凤臣老太的故事，正见网：
发表时间：2005年0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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