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陆大法弟子 于清

【明慧网】回顾走过的路,我感慨万千。以前人家说我三十多岁象六、七十岁,我现在七十岁象年轻人一样健康,白发变黑,走路生风,背一百斤东西上楼也不累。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人生准则,明白了自己的一生哪里对、哪里错,更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压力,我都胸怀无限的希望,因为我修的是最正的大法,我有最正的师父。我遇到天大的事想得开,遇到生气的事不生气,永远乐观洒脱。

我想告诉所有的朋友,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重压,或者正面对着什么样的挫折,只要我们今天还在世上,那就是希望。因为我们生逢一个希望无限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要放下观念去了解真相,一个全新的光明未来就将开启。

我十九岁入伍,从一名列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找到了最终的答案,如今七旬的我心胸豁达,身体健康,人生充满了希望。

我喜欢夏日的荷塘,喜欢那里的一缕清新一份宁静。年少时,读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就想,什么样的人能如此的超然向上?长大了,面对人生的种种坎坷,渐渐明白:这样的人,一定有着纯正的信念、胸怀无限的希望。然而那种信念是什么?希望在哪里?

    
作者拍摄的荷花图

人性在黑暗中闪光

四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四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父母年轻时虔诚地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地呵护着自己的良知。其中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来到他家抓人。

四十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

我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党文化的浸染。上学后,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入伍后更是如此。记得在部队人人过关,搞孤胆训练,半夜里拿着指北针按地图方位取东西,地点都是坟地,有时取的是死孩子,回来后打开包裹,既惊惧又无名的悲愤。那并不是历练真正的勇敢,而是让人淡漠人性,训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胆量。

一九七五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教育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热血沸腾,人越来越会伪装,刚才还喊着漂亮的口号,转身就变样了,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

九十年代初,部队的一个厨师拿了一本法国人的著名预言书,在部队招待所传,说一九九九年人类大劫难,炊事员、服务员们议论纷纷:未来怎么办?我特地召开会议,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告诉大家:“不要想那些,即使存在污染问题、原子弹问题、星球碰撞问题,将来也会有解决办法的。”我找到那个厨师说:把书拿来给我看看。看完后,我扪心自问:人的道德如此下滑,谁能挽救?人类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寻遍西医、中医、气功

人性的迷失、真理的渺茫,或许可以置之不管、苟且偷生,然而面对病痛的折磨,人却不能无动于衷。当年在中央关于领导干部“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下,不到三十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三十出头就疾病缠身。

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开始出现眩晕症状,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感觉随时都要死亡。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我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三十多岁,却连上二楼都走不动,得拽着楼梯扶手。我曾经停下工作去疗养,那里的人都好奇地来看我,因为来疗养的都是上了年纪的部队领导,而我是那里最年轻的干部,也是最年轻的重病号。从那以后,我的病痛持续了二十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医,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地里流泪:谁能救我?

八十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党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

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我从此练了多种功,还成了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练到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但我明白了气功是真实的,只是有低有高,有真有假,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真正功法,想找最高尚的师父。

心灵震撼

一九九六年一月,一个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我说“看看吧。”为了治病,为了寻找人生的指南,我寻觅了几十年,翻开《转法轮》,不知为什么,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 “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第二天还书时,我说:“从今天开始就学法轮功。你教我炼功吧。 ”

以前我成天迷糊得象喝醉酒似的,炼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二十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上自行车试试,象飞一样。我有慢性结肠炎,炼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不用象原来那样了!李洪志师父,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

过了几天,我坐火车遇到熟人,是医院的一位大夫,他和我聊天说:“我家邻居炼气功,真的挺神奇。”我问“什么功?”他说“法轮功。” 我说:“哎呀,我正要见见炼法轮功的人呢!” 他说:“那你去我家吧。” 他到家准备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一会儿,邻居夫妇来了,女的是一位老医务工作者,男的是教育工作者。这位女士一看见我,就严肃地说:“你真不象话,书上怎么写的?你是怎么学的法轮功啊,还抽烟呢!”

我一愣,在部队我是一个官,从来没人和我这么不客气地说话。可是说来奇怪,听到她的话,我又有一种发自心底的畅快,我脱口而出:“老大姐,你太好了,从你身上能看到法轮功的人和别人不一样,你们说真话,说实话,直来直去,真心为别人好。我刚看书,不知道法轮功得实实在在按照书的要求做。从今以后我一定做好。”

以前我一天抽两包烟,硬戒也戒不了,看《转法轮》有关抽烟的问题时,我再抽烟不是味了。一九九六年九月回老家,我把打火机扔了,这样抽了三十多年的烟彻底戒了;至今十五年过去了,没再抽过烟。

有一次我去干休所,他们正议论报销医药费的事,部队年年有医药费的名单统计表,表格上没有我的名字,有人说:“他炼法轮功,身体好了,以前人灰突突的,现在红光满面。”从一九九六年我学法轮功,没吃过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

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占不走后门,我的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不简单。”有一回,我们和水利局共同做一项工作,他们看到我处处按“真善忍”为人处事,局领导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

那时本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场地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部长支持说:“法轮功用,随便用。” 交流会上,大家讲述了修炼后的亲身经历,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员的发言,感慨地说:“炼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

良知的灯塔

多少年前,那位部队厨师传预言书的事,在我的记忆中已渐渐淡去,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让我再次想起了“一九九九年人类大劫难”的话题。因为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 意识形态不同,这场迫害发生了。可是,当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遭到残酷打压,当这个社会只剩下虚假、暴恶的时候,人们互相欺骗,以恶制恶,毒食品盛行,那不是人类空前的灾难开始了吗?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因为无论什么地位、何种职业,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今天的人们都面对着一个超越政治、超越世俗名利的良心抉择,只有明白真相,我们的选择才会给自己开创未来和希望。

迫害前,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份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看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 “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哪!”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而我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的时候,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