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陆西南地区大法弟子

   

我是学建筑的，一九九七年二十六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功。人生观从此发生巨大变化，明白了什么东西都是不失不得。想到自己手里还有一个金戒指以及一些礼品，都是平时施工方老板送的。我决心归还这些东西，于是把老板们一一找到，告诉他们：我现在学法轮功了，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老板们非常吃惊，其中一人感叹：“我在本地建筑界干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你这种人。”

“不要伤心，脊梁骨要直起，你们的女儿是好人”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单位纪委书记负责对我進行所谓“转化”，我就给他讲了这个亲身经历，我问：“我看了几遍法轮功的书，就主动退东西给老板了，还不需要纪委来监察，你觉得这个功好不好？我为什么要‘转化’呢？”他无语了，以后就不再来“转化”我了。

也是在迫害以后，一位从外地调入我们单位的年轻同事，在买本单位的房子时，他专挑我独立设计、直接参与施工、主办工程结算的房子。他说，他在单位了解了，经我手建的房子，质量最好，住起来心里最踏实。

在我被非法关押时，我楼下的邻居老太太对我妈说：“你不要伤心，脊梁骨要直起，你们女儿是好人，是聪明伶俐的好人，你看这几幢房子设计得多好用。”

给监控我的同事讲了一段经历

我一直是当地“610”重点监控的人物。“610”要单位安排一位女同事负责监控我的行踪。由于我常发真相光碟、传单给她和单位领导看，她很不解，问我做这些东西的钱是哪里来的，我就给她讲了一个我流离失所时的一个生活片段：

离开家前，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包括自己结婚时家人送的首饰和戒指，准备在需要时换成钱当生活用。同修给我们租了一套菜市场附近的房子，我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几乎天天都吃素菜，偶尔才吃一顿肉。我们有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用冷水放進盐就可以当泡菜坛子用，我们常常就是吃这个玻璃瓶子里泡菜就过了一顿，还吃得很饱、很开心。那时最常买的菜就是一角钱一斤的青笋。我和功友莲常常结伴而行，从菜市场过时，看到菜市场地下那些被丢弃的散菜，好几次都想捡起来拿回去吃，可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怕这样引起旁边人的怀疑，因为我们出门时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像是坐办公室的人。我们就很惋惜的忍住没有去捡这些菜。功友们自发的凑了不少钱给我们，但这些钱都是用来购置做真相资料的纸张、设备的。我们没有账本，也不需要记谁给了多少、用在哪里了，因大家都是凭着相信大法，从而相信同修，知道这些钱谁都不会拿来自己用。大家都只有付出，不会从中索取。

同事听了我的这段故事，感慨了良久。后来她就不再做监视我的事了。

“你这样的人值得敬仰，我要帮你”

二零零三年，我被非法劳教，绝食抵制迫害，劳教所通知我家人和单位把我接回了家。

“610”的人要取消我的职称。这对于吃技术饭的人来说，饭碗都难保了。我决定去找人事局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

但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过去炼功前，我是万事不求人的，因为我脸皮薄，怕看别人的脸色受气。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事？这些官员都是被别人求惯了的，会听你说吗？但是又一想：这些官员多可怜呀，他们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在无知中参与迫害还不自知，你是去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我的心开始坦荡起来，不断的对自己说：一定要善、要善。

这位科长是个男士，一听说我被劳教过，马上就说有文件规定，职称不能有。我说：“对待法轮功的问题，是不能像对待社会上的普通劳教人员一样，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犯法，希望你能听我谈谈我的真实经历。”他答应了。

我讲了前面那个退钱的故事，他的眼光开始柔和起来，说：好就在家炼吧，不要搞政治。我说：“我就是在家里被抓捕的，警察把我弄去‘鸭儿浮水’，就是他们用细尼龙绳将我双手反捆在背上，然后将绳子吊在窗栏上，只许脚尖沾在地上，全身重量全部集中在双臂上，双臂酸痛难忍，一动弹，绳子勒得更紧，全身直冒虚汗。警察对我说，他审理杀人犯时就是用的这种办法 ，壮小伙子一般都只能坚持半小时。”

他把我全身打量了一下，可能没有想到眼前的人居然有这种经历，我感到他在认真听，继续说：“后来我被弄到省女子劳教所，一進劳教所，中队长就对我说了：活，让你活得难受；死，不让你死成；除非你‘转化’了。我被强制连续一周以上整天站军姿后，蹲下去解小便都解不出来了。我还像‘耶稣受难’一样，被铐在窗栅上一天一夜，紧接着又是四天四夜不许睡觉，还有两个吸毒犯日夜守着我不许我闭眼睛打瞌睡……”

他问：“你何必受这个苦，一句不炼就算了嘛。”我说：“‘真、善、忍’是世间最值得追求的，维护最基本的信仰‘真、善、忍’的权利，就是在维护世间最珍贵的良知，假如我们按狱警的要求写下‘不讲真相’ 或‘不炼功’的保证，哪怕是违心的，我们就已经背离了‘真、善、忍’，狱警就是用这种邪恶的手段来铲除人心中的‘真、善、忍’的，我被逼的只好绝食抵制迫害，我真的是觉得‘真善忍’值得我用生命去维护。在我绝食遭受痛苦的灌食时，我就这么想的。他们把手指粗的橡皮管，强行通过鼻孔塞進入食道，直接插入胃部，用注射器向橡皮管内注射药物或食物。我被犯人强行按在床上，双手双脚被手铐铐住，头和嘴被犯人夹住，狱警还吩咐要专门选粗一点的管子。”

我看到他的眼眶里有些湿润，他喃喃的说：“想不到，真想不到，没有几个人能这样做的，法轮功的光碟我看过，那个自焚的碟子我是在香港旅游时得到的。共产党的确是什么事都干的出来。”他说：“像你这种人这个社会上太少了，值得敬仰，我要帮你。”

我说：“我的职称是经过全国专门的考试考的，不是谁评定的。”他说：“对了，是考的，不是评的，我们不能给你取消了。我要向领导汇报。”就这样，在这位好心的科长的帮助下，我的注册造价师的职称被“保护”下来了。

当时我们单位的领导同事和我家里的人都觉得太神奇了，我的职称居然没有被取消。我把这段经历告诉我的父母和同学，我的父母和同学就不再象刚刚从劳教所回家时，对我讲真相的事那么抵触和担心了。这位帮助了我的科长，第二年就得到好报升官了，现在在一个县上当组织部长。

“向你家的法轮功问好”

每到所谓的“敏感日”，父母、丈夫就非常的紧张。现在，随着我不断的讲清真相，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前年的一天，丈夫兴高采烈的回来对我说：“你知道今天谁表扬你了？”我还从没有听到他说他们单位谁表扬我。他说：“胡总！今天当着我们银行好几桌的人，老远就在喊我，说向我家里的法轮功问好，说你是我们地区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叫我不要欺负你，有信仰是好事，中国人就是缺乏信仰。”

我想起来了，胡总前几年是丈夫银行里一位很有影响的一把手，很有魄力，后来调到省城任职了，这次回来与他的老属下见面。丈夫很敬重这位胡总，怪不得今天这么高兴。我曾经把胡总的电话交给同修给他讲过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