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振岩

二零一三年二月底，中国大陆多家媒体高调报道了中共卫生部与红十字会总会共同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据报道，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会中发言再次承认，“在世界上，我国是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并称，“国际敌对势力把这个事情（利用死囚器官）扩大化，……他们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文章持反对态度，他们的原则是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所称的“国际敌对势力”，其实指的是国际医学界最著名的学术期刊之一《柳叶刀》（The Lancet）。二零一一年十月，《柳叶刀》发表文章称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呼吁对中国“同行”的器官移植研究和论文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

《柳叶刀》是个学术杂志，但在医学领域，所有同行都坚持医生必须遵从行业的基本道德操守。《柳叶刀》拒绝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同行”，一方面是因为，中共治下所谓的“死刑犯自愿捐赠”其实是当局以器官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所谓 “死囚器官”无法解释中共器官移植数量自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之间爆炸式的增长。

   
根据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九九七年～二零零七年
中国器官手术数量分布图绘制。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
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总移植数量增长趋势。

国际医学界的担忧，来自中国公开报导及中华医学会的器官移植数据。根据中共公开的数据，在一九九四年到一九九九年的六年中，中国约进行了一万八千五百个大器官移植；而从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五年的六年中，进行了六万多个大器官移植，数量暴增三倍多。据《中国日报》报导，仅二零零六一年就进行了高达两万个器官移植。国际社会知道的是，器官紧缺是世界各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问题是中共如何在六年之间突破这个瓶颈？在前后两个六年期间（一九九四～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二零零五年）中共并没有发生死刑犯审判、枪决模式上的重大变化，也就是说死刑犯并没有暴增三倍。那么中共在二零零零～二零零五年期间暴增的四万一千五百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何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两名证人分别指控中共医院和劳教所、监狱、武警秘密勾结，大规模进行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于移植牟利。二零零六年七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发表独立调查报告，指控中共当局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乔高和麦塔斯申请进入中国调查被拒，所以报告以医生及病人证词、证人证词、中共公开的说法、电话调查等共五十二种间接证据方法推论验证。调查结论是“曾经发生，且至今仍然继续存在，对非自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量器官摘取。”

报告发表后，国际医学界同行从专业角度检验了指控的可信度。如英国皇家医学会期刊二零零七年三月第一百期以《法轮功、器官移植、大屠杀与我们自己》为题，发表了器官移植医生Tom Treasure的文章（Treasure T.： The Falun Gong， organ transplantation， the holocaust and ourselves. J R Soc Med 2007；100：119–21）。文章称“这项指控中最让我恐惧的部份是，如果这是真的，是否就是我的医生同行，那些医生们，犯下了这些罪行。这是我有资格发表看法的唯一部份，虽然我无法提出比他们（戴维•麦塔斯和戴维•乔高）更多的证据，但是至少我可以可信度来验证这项指控。”文章结论是，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结论是可信的。文章说，“（调查报告中的）这项指控可信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国内所报告的移植手术数量与在其它国家可能有的数量的差异、短暂的（器官）等待期间、向全球医疗市场提供器官移植手术的自信，以及对法轮功学员例行性的血液测试。”上文提到的具体证据与分析，请参考原文，或者相关的明慧网分析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http://pkg2.minghui.org/mh/center/organ /death-roll-organs.html）。

   
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著名国际人权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
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在台湾大学演讲时，谈到了中共最邪恶的“酷刑”手段——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称这项指控“是可信的（credible）。

还有其他医学专家独立审核报告并得到了同样结论。如Kirk Allison教授（明尼苏达大学公卫研究所人权与卫生课程主任、医学院人权与医学副主任）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向美国国会提供的证词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调查和分析，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他称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报告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events/allison-092906-to- us-congress.pdf）。此外，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著名国际人权专家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于二零一一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时，谈到了中共最邪恶的“酷刑”手段——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称这项指控“是可信的（credible）。 ”他于二零零七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则列举了被指控曾参与移植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多家中国移植中心和拘留所。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联合国更直接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

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二零零六年被曝光后，当年的全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马上下降一半多，并且从此逐年下降。这间接表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使中共的犯罪行为无法那么明目张胆了。

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同行”的抵制，乃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Treasure的文章就特别提到纳粹医生成为犯罪的同谋。医学界不愿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医学 “同行”们为伍。要说“敌对势力”，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中共威逼和利诱部份医学从业者背叛良知，敌对医学界基本道德操守。中共才是人类良知的“敌对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