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记者吴思静柏林报道）第二十四届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于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五日到十九日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议进行期间，七月十八日，“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在会议地点附近举办了一个名为“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的研讨会。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AFOH，Doctors Against Forced Harvesting）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由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医生们共同创建，总部所在地是美国华盛顿特区。该组织的目标是，制止发生在中国及其它国家的一切非法器官交易行为。
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前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李维医生等专业人士在“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研讨会（Transplant Medicine at a crossroads）发言。
摘取器官得到中共当局允许
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在柏林论坛发言
二零零五年中共当局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这一表态证明了一个外界长期猜测的观点：摘取器官是得到中共当局的支持的。
施瓦茨先生（Arne Schwarz）来自瑞士，曾以计算机专业人士的身份在医院工作多年，他讲到，虽然其它国家也存在非法器官买卖的勾当，但在中国有两点是与任何国家都不同的：第一，中国是唯一一个政府容许器官非法交易的国家；第二，中国军区医院直接通过器官非法交易牟取暴利。
仇恨与贪婪促成非法活摘器官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认为，仇恨与贪婪是促成中国出现非法活摘器官的主因。中共利用国家宣传机器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这样一个以“真、善、忍”为生活准则的修炼团体。另外，国家减少对医院的资助，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后，就产生了“一个简单操控而又隐秘的器官来源库”，麦塔斯说，医院可以从中牟取暴利。
麦塔斯建议，只要中国的情况没有改善，外国医学界就要抵制中国医生和中国的移植器官药物。麦塔斯还建议医生不要将病人介绍到其它国家做器官移植，尤其不要到中国去，也不要为中国外科医生提供培训。另外，应该拒绝不能保证伦理职业操守的医生参加医生组织或者国际会议，也不应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
麦塔斯认为，在网上寻找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也应该停止。麦塔斯发现在一个中国的网页上，十九家中国医院公开寻找肾移植供体。
不久前，麦塔斯作为发行人之一出版了新书《国有器官》（State Organs）。这本书是由十二位作者合作而成的，书中收入了这几年反强摘器官方面的新调查结果和进展。
以色列杜绝去中国“器官移植旅游”
以色列医生李维表示，以色列已在今年四月份
开始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
前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李维医生（Jacob Lavee）是心脏科医生，他表示，以色列已经立法并在四月份开始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
当一名病人于二零零五年告诉李维医生中国能在两周内提供心脏后，李维医生以专业经验判断，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心脏来源有问题。在调查后他发现中国有大量来源不明的器官供应，之后他从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合著的《血腥的器官活摘》一书中了解到，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了解真相后，李维医生开始推动修改以色列的器官移植法，同时推动本国人捐献器官。据李维介绍，从二零零八年开始，以色列就没有任何一个病人为器官移植而到中国去了。
今年四月，以色列开始正式实施新的器官移植法，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杜绝了以国“器官移植旅游”（transplant tourism），即到国外接受器官移植。
中国的研究论文都被格外彻底审查
李维博士还提到了其它一些重要进展，比如大多数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已达成共识，只要参与过非法摘取器官的医生都将被禁止入会，他们的学术论文也不能发表。据德国《医生报》（?rzteblatt）报道，这次器官移植国际会议上，所有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都被格外彻底地审查过，内容仅限于基础科学。大多数有关器官移植的专业报刊也都不再发表引用来自中国的数据的学术论文。
“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伦理将泯灭”
法国医生金认为活摘器官完全与医学基本的救人原则背离。
来自法国马赛的医生金（Harold King）是一位牙医，因为需要向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讲述有关口腔卫生的知识，他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并成为“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发言人。
金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加，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金认为中共对于器官来源的说法不可信，他认为，自二零零一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的大部份供体来自政治犯，其中大多是法轮功学员。因为炼功的缘故，他们的身体比其他人健康，因此就更容易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也不管是哪种血型，都可以在两周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金说，和其它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两周的等待期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器官库，很多人等待着被摘取器官，之后死去。
金认为，医学是用来挽救生命的，而活摘器官与这一医学基本原则完全背离，“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我们自己的伦理原则将泯灭。”
西方制药公司卷入活摘器官罪行
来自瑞士的施瓦茨表示，西方制药公司卷入了活摘器官罪行。
因为施瓦茨曾作为计算机专业人士在医院工作多年，所以他精通医学文献搜索。这项优势在他调查西方制药公司是否也卷入活摘器官的罪行时帮了大忙。
施瓦茨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二年间，西方制药公司在中国共做了一千二百例器官移植医药试验。在几所中国的医院里有迹象显示，有法轮功学员因此而死亡。
早在二零零五年就已有《商业报》记者询问制药公司Roche的前任经理 Franz Humer，为什么其公司要在中国做药物试验。Humer回答道：“与日本不同，中国对器官移植药物没有伦理及文化上的顾虑。”
施瓦茨在二零零九年九月曾询问过总部在瑞士的制药公司Roche，是否知道其公司生产的器官移植术后药物在中国用在哪里，那些移植的器官来自哪里。该公司在回信中这样写道：“Roche没有责任去了解器官来源。捐赠者的隐私和匿名受到法律保护。”
施瓦茨加重语气说道：“自愿和透明原则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移植的规定。”另外，中共当局也绝不允许任何独立调查员亲临现场进行调查，这也违背了透明原则。
其他信仰团体也是受害者
美国作家葛特曼称活摘器官是对全人类的犯罪。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曾进行了三十多个证人采访，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葛特曼将这种行为称作“对全人类的犯罪”。
台湾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师曾“非常紧张而担忧地”对葛特曼表示，他的很多病人在中国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葛特曼认为，摘取器官的罪行二零零六年达到高潮，现在仍然在继续。按照葛特曼的信息，到二零零八年，最少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导致死亡。葛特曼还发现，其他团体人士如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团体人士也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受害者，只是数量没有法轮功学员那么多。
葛特曼提到，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中共当局宣布，在三、四年之内将结束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是没有提到政治犯将受到什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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