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
【明见网】入秋以来，中国大陆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多起拆迁、徵地纠纷、民众大规模示威暴动事件，警民冲突此起彼落。包括重庆万川事件、安徽蚌埠工人示威及四川汉源县农民暴动，以及河南焦作市区一座铁路立交桥连环爆炸，北京、浙江及辽宁等地，也相继传出爆炸事件。据报导，大陆各地平均每天发生逾百起类似的群众抗争事件，显示大陆社会矛盾与危机已趋白热化，事态发展令人关注。
近日由加州博大出版社出版的《红朝谎言录》一书，对大陆潜伏的社会问题和民间积怨有相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阅读此书，有助了解为何大陆在表面经济繁荣的背后，民怨沸腾犹如一触即爆的火药桶。
可怜天下上访者
《红朝谎言录》收录了32篇文章，其中《十二信访案例纪实──中国社会的缩影》，八件都与上海居民民宅被强行拆迁有关，还有因得罪上级领导死于「车祸」的民警、作了替死鬼冤枉送命的「凶手」等，作者何震东直指这些案例「件件皆是执法犯法，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
受害人或死者家属为了伸冤讨个说法，成为今日大陆千千万万上访大军的一员。然而，「老上访」的遭遇几乎相似：(1)有法不依；(2)执法者伪造当事人的档案，篡改案卷材料；(3)提供假证言甚至假法官；(4)纠错不赔偿。
「十二信访案例纪实」的作者何震东，原为上海「红棉吉他艺术学苑」创办人，1997年移民美国，因他的畅销书《青少年学吉他》知识产权被侵犯，他自纽约飞回大陆交涉。「一不小心踩入了上访者的队伍」，使他得以深入民间最底层。在游走上海公、检、法、市政府、市人大及司法局之间时，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何震东与他们多次交流沟通，感受到上访者的苦难与无奈。许多上访者知道他来自美国后，纷纷将自己的原始资料拚命塞给他，希望他能在海外披露他们多年背负的屈辱和上告无门的冤情，他们倾家荡产打官司，问题久拖不决，最后换来的是一纸败诉的空文。尽管何震东一再对那些上访者声称自已也是「泥菩萨过河」，仍觉义不容辞。
据何震东了解，上海市当局对动迁户有三不准的内定政策，即凡涉及「危房改造」拆迁纠纷的，「人大不准讨论，法院不准受理，新闻媒体不准报导」。在强行拆迁过程中，发展商与地方公检法同流合污，以「打、砸、抢」手段对付动拆迁户及个体户业主，他们出动履带式翻斗吊车，浩浩荡荡开进尚未撤离搬空的居民区，瞬间夷为平地。这种不顾人身安危与财物损失的行径，上海人把它与「文革十年浩劫」相提并论，称之为「动迁十年浩劫」。
何震东指出，「动迁」是硬把城市居民赶往市郊甚至远郊，剥夺迁徙自由，完全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强权造成既成事实，在地铁规划尚未完成、水电煤没有到位、学校、医院、邮政、超市、警局等社区基本设施尚未齐备的情况下，要城市居民到远离市区10公里以外的郊区生活，难怪民情激愤。
何震东强调，这些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十二个信访案例件件惊心动魄，折射出大陆政府标榜的「依法治国」、「依德治国」以及「三个代表」，只是美丽的谎言。他向北京当局和全球华人呼吁：救救「可怜天下上访者」。
用血泪凝成的文字
《红朝谎言录》一书，内容大多是揭露中共建政以来种种掩盖真相的亲身见闻，涵盖政治、经济、生活、文化、历史、军事、医疗及税收等，题材有纪实文学、评论报导、史料分析、散文及小品等，体裁纷呈。时间跨度从红色政权前身苏维埃、韩战、大跃进、文革，到「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及SARS等。
收录在书中的32篇作品，题材五花八门，穷尽人生百态：有叙述个人因信仰而在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有讲《「三年自然灾害」来龙去脉解密》的；有《韩战回忆录》；有《揭开中国爱滋黑幕》；有讲医疗现状的《红朝巨变──中国医疗系统怪现状》；有《追踪调查魏星艳遭警察强奸案》的报导；有陈述《长江抗洪成为江泽民政治道具》；有论《「说谎政治」与「SARS中国」》；也有揭露税收真相的《一个美丽的童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
此书作者分布海内外，职业也涵盖各行业。书中记载是作者们在大陆生活时的亲历、亲见、亲闻，是共产中国五十多年历史的纵横切面，也是一个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此书是用血泪凝结的文字，字里行间跳跃着太多人的不幸，无法予人一种愉悦的阅读经验，读后沉重得让人几乎窒息，也为中共红色政权的暴行作了生动、有力的见证。
大陆医疗系统怪现状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医疗制度，规定医院全部实行自负盈亏制，不再获任何拨款后，弊病丛生。书中《红朝巨变──中国医疗系统怪现状》一文，揭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个案。这是作者德鸿对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真人真事的记录，「虽已过去多年，今天写来仍然泪流不止。心里的愤怒和悲伤难以言表。他们和我一样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应该被遗忘」。
德鸿一位农民朋友的妻子旧病复发，最近的医院也在几十公里以外，而他连买盐的钱都困难，得邻村一中医帮助，拿着药方跑遍全村只借到六毛钱（人民币，下同），好不容易抓了一副中药回来，其妻已咽气。他思来想去这副药扔掉太可惜，就自己熬来吃了。这个农民的愚昧固然可笑，但思之更令人心酸。
1991年，德鸿一位朋友的八岁侄子，晚上突然腹痛如绞，急诊医生诊断为「肠梗阻」，需即刻住院手术，但必须先交足押金。因入夜手头一时难以凑齐，需等天亮银行开门后才能取款。这对夫妇为了独子生命，在医院跪地不起哭号哀求，情急之下还卸下身上戴的耳环、项练和戒指作抵押，医生无动于衷，活蹦乱跳的孩子天亮前活活疼死在父母的怀抱里。
1993年春天，德鸿在一家省人民医院内，看到十多个外地民工围跪在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脚下磕头作揖，求他救治一名不慎从四层脚手架上失足落地的装修工人，因还差押金28元，希望医生通融缓交，先救人要紧，医生摊着双手表示爱莫能助。那群进城打工的农民捶胸顿足哭哑了嗓子，就这样眼看着这个一起进城打工的小兄弟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百元人民币
毁掉一个军人的世界
而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战士，比起那名惨死的民工也好不了多少。1994年6月，西北飞机制造工业重镇西安市闫良区发生了一起重大凶杀案。一名现役军人枪杀了当地军医院妇产科正在当班的几名医生和护士，又打伤多名医务人员，子弹打光后他持枪投案自首。
这宗凶杀案引起当地社会很大震动，反常的是民众广泛同情凶手，到处都可以听到：杀得对、杀得好、真痛快的街谈巷议。原来，这名在闫良区当地驻军任排级干部的现役军人，农村妻子怀了双胞胎，这在中国多年「一胎化」的铁血政策下，无疑是喜出望外的大事。为保险起见，双方亲友商量后，决定让妻子到军人医院生产。
但当妻子阵痛发作，办理住院手续时，收费处要这名军人先交800元押金。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苦苦哀求缓交未果，只好回到军营东挪西借，天亮时只凑到500元。他一再向医院收费处保证，明天一早一定再交300元，并押下证件，但收费处寸步不让。这时妻子腹痛一阵紧似一阵，哀号不止。他心焦如焚欲哭无泪，又再扶着妻子去哀求妇产科医生，医生报以一脸冷漠。
军人万般无奈，留下妻子在医院座椅上等候，再次奔回军营。待他手里拿着凑够的300元急奔到医院时，他的妻子已倒在医院大门外，躺在血泊中，连同两个未出世的孩子。于是，区区三百元人民币，一夜间毁了一个年轻军人的全部世界！
1992年酷暑季节，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一名患严重心脏病的农妇，因住院押金用完，家属未能在医生限期内交足后续费用，病人遂被抬离病房，丢弃医院墙外的垃圾堆上，由于高温，不多时死亡。等她的家人赶到医院时，还被医生严厉训斥，反说他们对自己的亲人不负责任。
大陆手术医生收红包成风，没有几千元红包，病人休想躺上手术台。德鸿的一名司机朋友的老父亲需要动手术，住院几个月也轮不到上手术台，作儿子的终于痛下决心，叫德鸿陪同去给手术医生送上红包四千元，再加三箱营养品，两天后即动了手术。
人间悲剧「易子而食」
《一人说谎，全省遭殃──记大跃进时期甘肃省何以「易子而食」？》，作者甘为民描述了一段骇人听闻的将亲生儿女相互交换用来充饥的「易子而食」事件。
1959年至1960年大饥荒时期，甘肃最富饶的河西走廊，陆续发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罪魁祸首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为了取悦上级，他把个别黄河边上富饶的果蔬生产队的「摘掉贫穷帽，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扩大至全省，发出「甘肃决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商品粮！」的豪言壮语。中央将甘肃树为贫穷地区样板，结果全省遭殃，送掉三百万条人命。
甘为民回忆，甘肃省当时采取两条铁腕政策，一面组织一批穷凶极恶的「搜粮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三尺，将老百姓的余粮席卷一空，同时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一律格杀勿论」。
开始老百姓挖菜根，摘树叶掺和着吃，随后剥树皮，挖观音土等。不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任何能裹腹的动植物都一扫而空，一时赤地千里。没有吃又不准走，只有坐以待毙。最先全家死光的是那些「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接着那些饿红了眼的饥民，不得不把目标锁定在「人」身上了。开始时吃饿殍，横竖人已死，又没力气埋葬，虽然是皮包骨，多少还有些油水下肚，钽?持几时算几时。
但死人毕竟难以下咽，接着就轮到活生生的小孩了。自家亲骨肉不忍下手，于是互相交换充饥。此事隐瞒了两年终被揭发，一些在北京工作、老家在甘肃的干部，忽然发现家乡亲属全部断了音信，回家一看才知大事不妙。由于反应强烈，消息最后传到中南海。
1961年春，中央派出以公安部李副部长为首的十人调查组进驻兰州。一查，才知兰州邮局积压了廿万封向北京求救信件，都被张仲良只手遮天全部扣压。中央后来调派八百辆军车，日夜兼程运送粮食赶到灾区，饿得奄奄一息的五百万饥民才得以活命。据不完全统计，甘肃当时至少有三百多万人活活饿死，冒着生命危险逃出生天的约有二百万人。
张志新惨遭割喉
历史面目被掩盖
原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张志新，因在文革中批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被判处死刑。相貌清秀娟好的张志新，在狱中屡遭强奸，迫害致疯，1975年惨遭割喉杀害。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但当荣辱不再攸关个人，而是为了满足「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当没有利用价值时，英雄可以随时消失。张志新就是其中一个血淋淋的个案。
在《杀人者为何为被杀者平反？昔日的英雄为何在消失？──张志新疯了变英雄》一文中，作者李建平描述，1975年4月4日，一声凄厉的声音划破渖阳，划破辽宁，划破中国。在渖阳一个普通的办公室里，一个已经疯了的女人，被几个监狱管理人员强行按倒在地，在颈背上垫上一块砖头，一把普通的刀子就刺向女病人的喉管。女病人挣扎呼嚎，凄厉的声音还未发出几声，便痛苦地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女病人的喉管被割断，伤口绽裂。
在张志新惨遭割喉前，她已被迫疯，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睡的特殊小牢笼中。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小床上大小便。可是，尽管她疯了，却连做疯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上面」不允许她疯，说她是「装疯卖傻」，辽宁省高级法院根据省委指示，给渖阳市中级法院下令，「判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监狱工作人员曾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洪XX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1979年3月20日，当年下令为张志新强行割喉的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公然声称：「我们辽宁省出了个张志新，这是我们辽宁省委的光荣，这是我们辽宁的光荣。」
于是，「杀人者又成了救人者；疯子又成了英雄」。可是，中共曾经引以为荣的英雄张志新，近年却逐渐在「英雄谱」中消失。这引起李建平的好奇和关注。他发现，「一个张志新不亚于一本《红楼梦》，张志新冤案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谎言」。
李建平指出，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用死去的张志新和屡遭强奸的张志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鸣锣开道，占据舆论制高点，呼唤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才是张志新案件平反昭雪的秘密」。
但当张志新在当权者手中已经完成她的历史使命以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了她的名字。「1999年以后乾脆不再有勇气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1979年承认的英雄。这说明当时为张志新平反完全是中共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张志新的家人、亲属对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至今认为还不完全实事求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李建平指出，这恐怕要让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永远失望了。因为张志新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暴露的越多，越影响稳定，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历史本来的面目」，恐怕要永远掩盖下去。
连刘少奇骨灰都造假
美国耶鲁大学退休癌症研究员客座教授张育明，原为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退休医师。在《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一文中，他指出，岁月可以流逝，血和泪写的历史必然永存。「尽管中共对舆论控制可谓天衣无缝，但人民成年累月涌流成河的血泪是掩盖不住的。
张育明1954年医学本科毕业后，经中央卫生部分配到河南医学院工作。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号领袖刘少奇就是死在河南省开封市，张育明知道刘少奇死前最后27天的第一手资料。
张育明回忆，在刘少奇生命的最后日子，在刘少奇身边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精选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物件。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专案组的军人护士怀着「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动脚，不是医治他的病，而是虐待他。每次诊疗前先对刘少奇进行一番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之类的口号。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血管可用于急救。
汪东兴受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卧床不起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痛极、痒极时，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放手，最后只好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胶瓶子，直到死，他双手仍死攥住两个已被他捏成扁葫芦的硬塑胶瓶子。
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像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中央特派员既不让他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在毛、周授意下，命令把刘少奇全身扒个精光，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将他放上担架，塞进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此事河南开封只有一个人知道，就连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
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张育明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胶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1978年底，万里派人到河南省找寻刘少奇的骨灰，这时河南省的一般领导干部才知道他死在开封市。河南日报报导说：「火葬场一名老工人出于阶级感情，对刘主席的热爱，冒着生命危险，暗地里把刘少奇的骨灰私自藏起来了。」
张育明问王怀忠院长这则报导的真实性？王怀忠直言这是出于政治服务的需要。当时刘少奇头部被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包在白被单内装在一个大塑胶袋里，没有人知道那是刘少奇。而且任何人都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着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着包裹的白布和塑胶袋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
张育明指出，连刘少奇的骨灰，中共都可以造假，还大睁两眼说谎脸都不红，「这一窝子造假的人能有什么是真的呢」！他现在实话实说，是有感「作一个人首先要必须对历史对民族负责任，否则人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红朝谎言录》编者指出，秉笔直书敢说真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铸就了民族的脊梁。中共建立红色政权，彻底摧毁中华五千年道德传统，代之以暴力和谎言。当真相不再、历史无存、谎言遍野时，民族的生命随之衰亡。揭穿谎言，还原真实，了解真相，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走出苦难、浴火重生的第一要务。
「重温昨日的沧桑和今日的血泪，我们更有希望迎来民族的光明。」这正是《红朝谎言录》一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世界周刊》11-1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