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

「红朝谎言录」全球有奖徵文大赛获奖作品集(电子书)

【明见网】入秋以来,中国大陆似乎进入了多事之秋,全国各地接连发生多起拆迁、徵地纠纷、民众大规模示威暴动事件,警民冲突此起彼落。包括重庆万川事件、安徽蚌埠工人示威及四川汉源县农民暴动,以及河南焦作市区一座铁路立交桥连环爆炸,北京、浙江及辽宁等地,也相继传出爆炸事件。据报导,大陆各地平均每天发生逾百起类似的群众抗争事件,显示大陆社会矛盾与危机已趋白热化,事态发展令人关注。

近日由加州博大出版社出版的《红朝谎言录》一书,对大陆潜伏的社会问题和民间积怨有相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阅读此书,有助了解为何大陆在表面经济繁荣的背后,民怨沸腾犹如一触即爆的火药桶。

可怜天下上访者

《红朝谎言录》收录了32篇文章,其中《十二信访案例纪实──中国社会的缩影》,八件都与上海居民民宅被强行拆迁有关,还有因得罪上级领导死于「车祸」的民警、作了替死鬼冤枉送命的「凶手」等,作者何震东直指这些案例「件件皆是执法犯法,触目惊心的冤假错案」。

受害人或死者家属为了伸冤讨个说法,成为今日大陆千千万万上访大军的一员。然而,「老上访」的遭遇几乎相似:(1)有法不依;(2)执法者伪造当事人的档案,篡改案卷材料;(3)提供假证言甚至假法官;(4)纠错不赔偿。

「十二信访案例纪实」的作者何震东,原为上海「红棉吉他艺术学苑」创办人,1997年移民美国,因他的畅销书《青少年学吉他》知识产权被侵犯,他自纽约飞回大陆交涉。「一不小心踩入了上访者的队伍」,使他得以深入民间最底层。在游走上海公、检、法、市政府、市人大及司法局之间时,发现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

何震东与他们多次交流沟通,感受到上访者的苦难与无奈。许多上访者知道他来自美国后,纷纷将自己的原始资料拚命塞给他,希望他能在海外披露他们多年背负的屈辱和上告无门的冤情,他们倾家荡产打官司,问题久拖不决,最后换来的是一纸败诉的空文。尽管何震东一再对那些上访者声称自已也是「泥菩萨过河」,仍觉义不容辞。

据何震东了解,上海市当局对动迁户有三不准的内定政策,即凡涉及「危房改造」拆迁纠纷的,「人大不准讨论,法院不准受理,新闻媒体不准报导」。在强行拆迁过程中,发展商与地方公检法同流合污,以「打、砸、抢」手段对付动拆迁户及个体户业主,他们出动履带式翻斗吊车,浩浩荡荡开进尚未撤离搬空的居民区,瞬间夷为平地。这种不顾人身安危与财物损失的行径,上海人把它与「文革十年浩劫」相提并论,称之为「动迁十年浩劫」。

何震东指出,「动迁」是硬把城市居民赶往市郊甚至远郊,剥夺迁徙自由,完全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强权造成既成事实,在地铁规划尚未完成、水电煤没有到位、学校、医院、邮政、超市、警局等社区基本设施尚未齐备的情况下,要城市居民到远离市区10公里以外的郊区生活,难怪民情激愤。

何震东强调,这些案例仅是「冰山一角」,十二个信访案例件件惊心动魄,折射出大陆政府标榜的「依法治国」、「依德治国」以及「三个代表」,只是美丽的谎言。他向北京当局和全球华人呼吁:救救「可怜天下上访者」。

用血泪凝成的文字

《红朝谎言录》一书,内容大多是揭露中共建政以来种种掩盖真相的亲身见闻,涵盖政治、经济、生活、文化、历史、军事、医疗及税收等,题材有纪实文学、评论报导、史料分析、散文及小品等,体裁纷呈。时间跨度从红色政权前身苏维埃、韩战、大跃进、文革,到「六四」事件、镇压法轮功及SARS等。

收录在书中的32篇作品,题材五花八门,穷尽人生百态:有叙述个人因信仰而在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有讲《「三年自然灾害」来龙去脉解密》的;有《韩战回忆录》;有《揭开中国爱滋黑幕》;有讲医疗现状的《红朝巨变──中国医疗系统怪现状》;有《追踪调查魏星艳遭警察强奸案》的报导;有陈述《长江抗洪成为江泽民政治道具》;有论《「说谎政治」与「SARS中国」》;也有揭露税收真相的《一个美丽的童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

此书作者分布海内外,职业也涵盖各行业。书中记载是作者们在大陆生活时的亲历、亲见、亲闻,是共产中国五十多年历史的纵横切面,也是一个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此书是用血泪凝结的文字,字里行间跳跃着太多人的不幸,无法予人一种愉悦的阅读经验,读后沉重得让人几乎窒息,也为中共红色政权的暴行作了生动、有力的见证。

大陆医疗系统怪现状

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医疗制度,规定医院全部实行自负盈亏制,不再获任何拨款后,弊病丛生。书中《红朝巨变──中国医疗系统怪现状》一文,揭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个案。这是作者德鸿对生活中发生过的一些真人真事的记录,「虽已过去多年,今天写来仍然泪流不止。心里的愤怒和悲伤难以言表。他们和我一样是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小人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不应该被遗忘」。

德鸿一位农民朋友的妻子旧病复发,最近的医院也在几十公里以外,而他连买盐的钱都困难,得邻村一中医帮助,拿着药方跑遍全村只借到六毛钱(人民币,下同),好不容易抓了一副中药回来,其妻已咽气。他思来想去这副药扔掉太可惜,就自己熬来吃了。这个农民的愚昧固然可笑,但思之更令人心酸。

1991年,德鸿一位朋友的八岁侄子,晚上突然腹痛如绞,急诊医生诊断为「肠梗阻」,需即刻住院手术,但必须先交足押金。因入夜手头一时难以凑齐,需等天亮银行开门后才能取款。这对夫妇为了独子生命,在医院跪地不起哭号哀求,情急之下还卸下身上戴的耳环、项练和戒指作抵押,医生无动于衷,活蹦乱跳的孩子天亮前活活疼死在父母的怀抱里。

1993年春天,德鸿在一家省人民医院内,看到十多个外地民工围跪在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脚下磕头作揖,求他救治一名不慎从四层脚手架上失足落地的装修工人,因还差押金28元,希望医生通融缓交,先救人要紧,医生摊着双手表示爱莫能助。那群进城打工的农民捶胸顿足哭哑了嗓子,就这样眼看着这个一起进城打工的小兄弟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百元人民币

毁掉一个军人的世界

而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战士,比起那名惨死的民工也好不了多少。1994年6月,西北飞机制造工业重镇西安市闫良区发生了一起重大凶杀案。一名现役军人枪杀了当地军医院妇产科正在当班的几名医生和护士,又打伤多名医务人员,子弹打光后他持枪投案自首。

这宗凶杀案引起当地社会很大震动,反常的是民众广泛同情凶手,到处都可以听到:杀得对、杀得好、真痛快的街谈巷议。原来,这名在闫良区当地驻军任排级干部的现役军人,农村妻子怀了双胞胎,这在中国多年「一胎化」的铁血政策下,无疑是喜出望外的大事。为保险起见,双方亲友商量后,决定让妻子到军人医院生产。

但当妻子阵痛发作,办理住院手续时,收费处要这名军人先交800元押金。他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苦苦哀求缓交未果,只好回到军营东挪西借,天亮时只凑到500元。他一再向医院收费处保证,明天一早一定再交300元,并押下证件,但收费处寸步不让。这时妻子腹痛一阵紧似一阵,哀号不止。他心焦如焚欲哭无泪,又再扶着妻子去哀求妇产科医生,医生报以一脸冷漠。

军人万般无奈,留下妻子在医院座椅上等候,再次奔回军营。待他手里拿着凑够的300元急奔到医院时,他的妻子已倒在医院大门外,躺在血泊中,连同两个未出世的孩子。于是,区区三百元人民币,一夜间毁了一个年轻军人的全部世界!

1992年酷暑季节,一家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部一名患严重心脏病的农妇,因住院押金用完,家属未能在医生限期内交足后续费用,病人遂被抬离病房,丢弃医院墙外的垃圾堆上,由于高温,不多时死亡。等她的家人赶到医院时,还被医生严厉训斥,反说他们对自己的亲人不负责任。

大陆手术医生收红包成风,没有几千元红包,病人休想躺上手术台。德鸿的一名司机朋友的老父亲需要动手术,住院几个月也轮不到上手术台,作儿子的终于痛下决心,叫德鸿陪同去给手术医生送上红包四千元,再加三箱营养品,两天后即动了手术。

人间悲剧「易子而食」

《一人说谎,全省遭殃──记大跃进时期甘肃省何以「易子而食」?》,作者甘为民描述了一段骇人听闻的将亲生儿女相互交换用来充饥的「易子而食」事件。

1959年至1960年大饥荒时期,甘肃最富饶的河西走廊,陆续发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罪魁祸首是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张仲良,为了取悦上级,他把个别黄河边上富饶的果蔬生产队的「摘掉贫穷帽,不吃商品粮」的口号,扩大至全省,发出「甘肃决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商品粮!」的豪言壮语。中央将甘肃树为贫穷地区样板,结果全省遭殃,送掉三百万条人命。

甘为民回忆,甘肃省当时采取两条铁腕政策,一面组织一批穷凶极恶的「搜粮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三尺,将老百姓的余粮席卷一空,同时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一律格杀勿论」。

开始老百姓挖菜根,摘树叶掺和着吃,随后剥树皮,挖观音土等。不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只要任何能裹腹的动植物都一扫而空,一时赤地千里。没有吃又不准走,只有坐以待毙。最先全家死光的是那些「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接着那些饿红了眼的饥民,不得不把目标锁定在「人」身上了。开始时吃饿殍,横竖人已死,又没力气埋葬,虽然是皮包骨,多少还有些油水下肚,钽?持几时算几时。

但死人毕竟难以下咽,接着就轮到活生生的小孩了。自家亲骨肉不忍下手,于是互相交换充饥。此事隐瞒了两年终被揭发,一些在北京工作、老家在甘肃的干部,忽然发现家乡亲属全部断了音信,回家一看才知大事不妙。由于反应强烈,消息最后传到中南海。

1961年春,中央派出以公安部李副部长为首的十人调查组进驻兰州。一查,才知兰州邮局积压了廿万封向北京求救信件,都被张仲良只手遮天全部扣压。中央后来调派八百辆军车,日夜兼程运送粮食赶到灾区,饿得奄奄一息的五百万饥民才得以活命。据不完全统计,甘肃当时至少有三百多万人活活饿死,冒着生命危险逃出生天的约有二百万人。

张志新惨遭割喉

历史面目被掩盖

原中国人民大学高材生张志新,因在文革中批评对毛泽东个人迷信,被判处死刑。相貌清秀娟好的张志新,在狱中屡遭强奸,迫害致疯,1975年惨遭割喉杀害。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并追认她为烈士。但当荣辱不再攸关个人,而是为了满足「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当没有利用价值时,英雄可以随时消失。张志新就是其中一个血淋淋的个案。

在《杀人者为何为被杀者平反?昔日的英雄为何在消失?──张志新疯了变英雄》一文中,作者李建平描述,1975年4月4日,一声凄厉的声音划破渖阳,划破辽宁,划破中国。在渖阳一个普通的办公室里,一个已经疯了的女人,被几个监狱管理人员强行按倒在地,在颈背上垫上一块砖头,一把普通的刀子就刺向女病人的喉管。女病人挣扎呼嚎,凄厉的声音还未发出几声,便痛苦地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女病人的喉管被割断,伤口绽裂。

在张志新惨遭割喉前,她已被迫疯,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睡的特殊小牢笼中。她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小床上大小便。可是,尽管她疯了,却连做疯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上面」不允许她疯,说她是「装疯卖傻」,辽宁省高级法院根据省委指示,给渖阳市中级法院下令,「判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监狱工作人员曾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但上级批示「洪XX同志不考虑,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1979年3月20日,当年下令为张志新强行割喉的辽宁省委,为张志新平反昭雪,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公然声称:「我们辽宁省出了个张志新,这是我们辽宁省委的光荣,这是我们辽宁的光荣。」

于是,「杀人者又成了救人者;疯子又成了英雄」。可是,中共曾经引以为荣的英雄张志新,近年却逐渐在「英雄谱」中消失。这引起李建平的好奇和关注。他发现,「一个张志新不亚于一本《红楼梦》,张志新冤案有多少秘密,就有多少谎言」。

李建平指出,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用死去的张志新和屡遭强奸的张志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鸣锣开道,占据舆论制高点,呼唤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才是张志新案件平反昭雪的秘密」。

但当张志新在当权者手中已经完成她的历史使命以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为五十周年国庆开设的「共和国英雄」栏目中,却没有了她的名字。「1999年以后乾脆不再有勇气承认,或者是不敢承认1979年承认的英雄。这说明当时为张志新平反完全是中共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张志新的家人、亲属对辽宁省委平反张志新冤案,至今认为还不完全实事求是,他们希望有一天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李建平指出,这恐怕要让张志新的家人、亲属永远失望了。因为张志新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暴露的越多,越影响稳定,在这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历史本来的面目」,恐怕要永远掩盖下去。

连刘少奇骨灰都造假

美国耶鲁大学退休癌症研究员客座教授张育明,原为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退休医师。在《刘少奇的骨灰是真的吗?》一文中,他指出,岁月可以流逝,血和泪写的历史必然永存。「尽管中共对舆论控制可谓天衣无缝,但人民成年累月涌流成河的血泪是掩盖不住的。

张育明1954年医学本科毕业后,经中央卫生部分配到河南医学院工作。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第二号领袖刘少奇就是死在河南省开封市,张育明知道刘少奇死前最后27天的第一手资料。

张育明回忆,在刘少奇生命的最后日子,在刘少奇身边的医生护士都是从军队精选的,特别服从命令,医疗服从专案,病人是专政物件。上级需要病人死去,就立即让病人不治;上级需要病人还活一段时间,他们也能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专案组的军人护士怀着「阶级仇恨」,对刘少奇动手动脚,不是医治他的病,而是虐待他。每次诊疗前先对刘少奇进行一番批斗,高呼「打倒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之类的口号。医生用听诊器金属头敲打刘的前后胸壁,造成大块血肿,肋骨伤痛;女护士用针头乱扎刘少奇的血管,造成全身无一处血管可用于急救。

汪东兴受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为了防止刘少奇自杀,自从1968年春天,在刘遭受批斗、毒打、凌辱卧床不起后,就把他的两条腿捆绑固定在床板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头枕部、胸背部、臀部、两脚后根都是流脓水的褥疮。痛极、痒极时,一双手在空中乱抓,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放手,最后只好让他每只手死死握住一个硬塑胶瓶子,直到死,他双手仍死攥住两个已被他捏成扁葫芦的硬塑胶瓶子。

1969年10月17日,被固定在木板床上的刘少奇浑身糜烂腥臭,枯瘦得像一根柴棍,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中央特派员既不让他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地方医护人员报告:病人随时都可能死亡。当天晚上7点钟,汪东兴在毛、周授意下,命令把刘少奇全身扒个精光,几名军人用一床被子一包,将他放上担架,塞进一辆军用面包车,由专案人员武装押送,直驶北京西郊军用机场,迳飞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此事河南开封只有一个人知道,就连治疗他的当地驻军155医院的医护人员也未能认出他是刘少奇。

据原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兼第四科(预审科)科长、毛泽东死后任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王怀忠亲口对张育明说:「刘少奇只在开封监押27天,于1969年11月12日凌晨六点多钟死去的。死时白发蓬乱有二尺长,已经没有人形,两天后的半夜按烈性传染病处理,头颈躯体用白布单子包裹后装入一大塑胶袋内,就由两名火葬场干部开了电炉,但不准他们接近尸体,尸体由几名带口罩的军人推进了焚尸炉。刘少奇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是开封驻军八一七二部队政治保卫处干部代为填写的。」

1978年底,万里派人到河南省找寻刘少奇的骨灰,这时河南省的一般领导干部才知道他死在开封市。河南日报报导说:「火葬场一名老工人出于阶级感情,对刘主席的热爱,冒着生命危险,暗地里把刘少奇的骨灰私自藏起来了。」

张育明问王怀忠院长这则报导的真实性?王怀忠直言这是出于政治服务的需要。当时刘少奇头部被白布裹得严严实实,遗体包在白被单内装在一个大塑胶袋里,没有人知道那是刘少奇。而且任何人都不准接触「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是军人戴着口罩手套把他推进焚尸炉的。「有谁胆敢私藏烈性传染病人的骨灰!有哪个觉悟的工人能隔着包裹的白布和塑胶袋认出一个死尸来?这和亩产万斤粮一样,都是为党的政治需要服务!」

张育明指出,连刘少奇的骨灰,中共都可以造假,还大睁两眼说谎脸都不红,「这一窝子造假的人能有什么是真的呢」!他现在实话实说,是有感「作一个人首先要必须对历史对民族负责任,否则人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红朝谎言录》编者指出,秉笔直书敢说真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铸就了民族的脊梁。中共建立红色政权,彻底摧毁中华五千年道德传统,代之以暴力和谎言。当真相不再、历史无存、谎言遍野时,民族的生命随之衰亡。揭穿谎言,还原真实,了解真相,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走出苦难、浴火重生的第一要务。

「重温昨日的沧桑和今日的血泪,我们更有希望迎来民族的光明。」这正是《红朝谎言录》一书出版的意义所在。

(《世界周刊》11-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