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歌声与谎言
2）不同时期的改头换面
3）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怎样
4）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2.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1）宣传中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2）灌输党妈妈情结
3）认贼作父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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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很多与众不同之处。让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点是标语口号满天飞。网友收集的“中国标语大全”，内容涉及计划生育、打击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扫盲等等，还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其粗暴野蛮、荒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可是国人几十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还以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共产党为什么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视标语口号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标语口号简短、上口、形象、易记，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为标语口号往往十分简短，不可能包含复杂的论证过程，因此它们所宣传的理论政策本身的荒唐错误、似是而非就被掩盖起来，不易为人察觉。
有一组口号，贯穿了中共几十年的暴政史。这组口号集中体现了中共的集团目标，中共曾花大力气反复灌输并用各种文艺形式图解渲染。虽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组口号有时候会改头换面，以另外一种或多种形式出现，但其精神实质没有变化，其目的就是巩固人民对共产党的依赖和顺从，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组口号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爹亲娘亲没有党亲”
“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们在第三章中论述了中共的灌输手段，不管是宣传机器、文学作品、教科书，还是电影、戏剧、歌舞、曲艺等文艺形式，都好比乐器，它们是中共用来灌输党文化的工具。当然，具体创作者随着时代或者当时的社会形态、经济形态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样，创作出来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从这些乐器中出来的曲子，可能曲调千差万别，但是表达的主题却与这四句口号一脉相承。如果从具体的种种现象回到它们的主题和要表现的东西上的话，那这四句口号就是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传中常见党文化的创作指导大纲。要是想弄明白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现的实质，就不能不剖析一下这四句口号。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歌声与谎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 他坚持抗战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这首传唱极广的中共颂歌创作于1943年，当时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50年毛泽东在“中国”前加了一个“新”字，歌词于是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这一个“新”字，加得很有讲究。当时的中国人，都有在中华民国生活的经历，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和这些人的人生经历相左，不易使人信服。此其一。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共产党的词典里，“新生事物”是个有特定涵义的名词。如果说什么东西是新生事物，那它一定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未来”。同时，它的任何缺陷，都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造成的，在一个不可确知的将来，这些缺陷都可以逐一克服。共产党也的确是这么给自己辩护的。
这首歌出笼的背景是：1942年，领导国民政府进行全面抗战的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有一句话，“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躲在延安“整风”的共产党针锋相对的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声称“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因此，这首歌的主要内容是讲“中共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领导抗战”既不是中共的主观愿望，也不是客观的事实。在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藉机发展壮大自己，最终夺取政权。中共在名义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舆论收买人心，暗地里“一分抗日、两分应付国民党、七分发展壮大自己”，甚至与侵华日军暗通款曲，倒卖鸦片。应该指出的是，抗日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历时十四年，国民党1932年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进行了长城抗战，但中共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两个月后，在江西建立了割据政权。中共一直说是“坚持抗战八年”，等于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根本没有抗战。
(大纪元插图)
中国大陆出版的《刘少奇年谱》显示，作为中共在江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刘的全部军令、报告，竟无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于如何打击或分化国军。中共参与的大型会战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就“平型关战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伏击了敌人的补给部队而已。这次战役被中共称为其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但在中共的历史记载中，从来不提第二次、第三次胜利，因为这是中共参与的仅有的两次较大战役之一。“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却被认为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成为彭德怀的“罪状”之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用这件事打击彭德怀，“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而我们从中发展壮大。”1972年，毛泽东还对到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你们不用道歉，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侵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政权。”中共到底是积极抗日，还是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从毛的话中，答案一目了然。
中共在其“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也很能说明中共对抗日的态度：“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显然，中共真正的敌人是国民党，八年来中华民族抵抗外辱的浴血奋战中共提都不愿提。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档案局主办的“民族魂”网站上，罗列的“抗日战争时期” 牺牲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死于同国民党的战斗中，只不过时间是属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已。中国民众耳熟能详的战斗英雄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无一牺牲在抗日战场。
与中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毛泽东讥为“下山摘桃子”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间，领导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共在38,931次小型战斗、1,117次重大战役、22场大会战中较量，牺牲将领200位以上，伤亡人数高达330余万人，在台儿庄、淞沪、长沙、独山等正规战，上海、笕桥等空战中给予日军重创，最终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在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失去任何蛊惑人心的能力的今天，中共频频祭起民族主义大旗，自封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因此决不会放弃对“抗战中流砥柱”这一顶桂冠的占有。可是事实真相是，在最需要全国人民精诚合作、抗击来犯之敌的时候，中共却可耻地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2）不同时期的改头换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许很多人以为这句话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在中共的宣传下，其中的“新中国”却不只是指中共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也指中共建政后各个时期的中国，这个口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这句口号就是党文化宣传中的指导思想，各种具体的宣传内容都是以它为指导。宣传中用各种办法，讲各种口号，说各种好事，剖析各种社会现象，都要用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看看这句口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宣传中的体现。
1949-1959 巩固政权阶段
文工团、秧歌队、游行、标语、传单中讲的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翻身得解放，归功于共产党。”中共建政之前由于外敌入侵和中共为夺取政权而四处搞武装割据引起的长期战乱局面，正好作为“旧中国”的“黑暗”来反衬“新中国”的“优越”。
土地改革中宣传“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韩战中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意为没有共产党，中国就要亡国。事实上韩战是金日成主动发动对南韩的侵略战争，导致联合国通过决议进行干预，矛头根本不指向中国。说美国觊觎中国完全是中共的杜撰。1950年秋林彪当年称病拒绝入朝时曾指出：“美国无意侵略中国，否则三年内战中早已介入。”而中共牺牲五十万以上官兵参加韩战，扶植的却是屠杀饿死一百多万本国人的北韩独裁政权。其一意孤行的核武试验，现在也威胁到了中国。
(大纪元插图)
以《白毛女》为代表，各种形式的文艺从作品不同角度宣传“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对比。旧社会指1949年以前的整个社会历史，包括国民党统治、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远的古代等等，或称旧时代。讲“万恶的旧社会”，“新旧社会两重天”。以1949年中共建政为界，此前是反动、压迫、黑暗、剥削、丑陋、愚昧、灾难、恐怖、不义，此后是进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义……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中心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社会”和“新中国”。
(大纪元插图)
1959-1966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中共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运动中宣传“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全民大炼钢铁”、“以钢为纲”、“毛主席要咱们大跃进，公社化，实现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攀登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
(大纪元插图)
这种宣传力图使人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突飞猛进”实现了一个个所谓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已不遥远。所以中国强国要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新中国”。中共至今不敢公开的是，中国有三、四千万人因此而被活活饿死，却被中共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6-1976 文革阶段
样板戏、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大字报、电影、宣传画、教材等等向全国推广，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解放全人类”、“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革命事业大显身手”、“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名为搞革命，实际还是要共产党当领导。根本的意思是，必须时刻警惕和清除无所不在的“敌人”的“破坏和颠覆”，以免中国人又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所谓“新中国”。
1976-1992 专制统治下的经济改革开放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鼓吹“平反”、“打倒四人帮”“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四人帮的爪牙、余孽”等等，又用中共统治遇到危机而不得不停止对民族的疯狂劫掠和破坏后，社会各层面开始复苏引起的变化，来证明党“执政的能力”和“纠错”的决心，证明党有“拨乱反正”的能力，中国走出混乱状况，建设“新中国”还是要靠共产党。
1979年后中共着重宣传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指导思想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经济上生活上一切好的变化，把中共放弃用马列毛的思想强行“指导”经济、科学技术领域后，社会从停滞走向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归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无视中共建政之前，中国一直实行开放政策，中国社会的封闭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1989年以后，中共反对“自由化”，宣传六四屠杀的正确性。国民经济摆脱中共的层层枷锁后逐步复苏、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成了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注解。中共藉机制造混乱逻辑，宣传没有共产党镇压学生，中国就会解体、就会乱，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还是宣传中国离不开共产党。
1992-1999 经济发展时期
“GDP成长”、“宏观调控”、“发展才是硬道理”、“抗洪斗争胜利”、“申奥”、“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三讲”、“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种宣传歌功颂德，说共产党维护了祖国领土完整，领导了经济建设，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归根到底，由于中国的潜在消费量、中国人的勤劳，以及过去几十年中共对社会经济破坏造成的中国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还有巨大的经济成本投入，以破坏生态资源、摧毁社会道德为代价的所谓经济“高增长”，目前一定程度上满足民众物质需求。中共却藉机继续鼓吹，似乎一切成绩只要靠中共才能取得。
(大纪元插图)
1999-现在
“三个代表”、“揭批法轮功”、“和平崛起”、“八荣八耻”、“ 和谐社会”、“强国富民”、“经济奇迹”、“保持先进性”、“抗非典”、“胡温新政”、“科学发展观”……中共在各种媒体中大肆宣传物质的消费繁荣和GDP成长，宣传富人的生活方式，宣传房地产和各种建设项目的实施。由于中共所谓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延续自己的统治，而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盲目的经济“高增长”伴随而来的弊端逐渐引发社会不满，如对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污染、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摧毁引发频频出现的“百年”乃至“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农村和城市、西部和东部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造成的社会贫富分化、对国家长久发展的基础——教育方面的长期低投入、医疗方面不合理的政策，以及极端的物欲追求带来的社会道德下滑和腐败等等。为了在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中苟延残喘，中共大力宣传“和谐社会”、“胡温新政”、“可持续发展”等，企图用这些戴着“科学”、“现代”光环的新名词唤起对现实不满的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给人以中共“有决心”根治种种问题的假象：中国问题最后还要靠党来解决。
同时中共大搞国庆阅兵，用网络和媒体宣传军队和武器建设，鼓吹打台湾、打日本，大国崛起，铁血扩张，意图显示的是共产党使中国国力军力扩张，没有共产党建政以来做的“好事”，就没有今天“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3）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怎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些成就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中共常常吹嘘的成就包括：取得民族独立，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解决了十几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建立了强大的国防体系，拥有原子弹和核潜艇；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等等。
但事实上，中国真正的民族独立、跻身国际四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台湾的都是国民政府在1945年做到的。中共建政之前从事的是分裂和内战，建政之后则致力于奴役民众，大搞政治运动，逼迫人民下跪。
中国的经济体系在中共之前就已经颇具规馍。中国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就给美国造了四艘万吨轮，1920年3月下水，美国运输部验收，质量非常可靠。1929年辽宁迫击炮厂就造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其他如火柴、油漆、机床，甚至军舰、飞机等等，现代工业生产的东西很多都在国民政府、北洋政府甚至清政府时期就已经成型。
说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到底谁在种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还不是农民、工人、知识份子等大众百姓？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中国人民的衣食和财富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而不是中共恩赐的。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是人民养活了中共政权，而不是中共政权养活了人民。中共的无耻在于，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最后给回一点你自己创造的财富，却还要你去感恩，要你“感谢党的英明政策”。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机会成本”。意思是说，人面临抉择时，他必须作出一定的选择，他所失去的就是他所得到的东西的机会成本。中共吹嘘自己的“伟大成就”时，总是纵向比，而不是横向比；总是和战乱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总是说做到了什么，而不提没做到什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半个世纪以来非共产国家和共产中国的不同道路，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共产党，凭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获得比现状不知强多少倍的辉煌成就。
我们首先以经济为例。中共常说中国人口多底子薄，那我们就看看同样人口多、底子薄，但没有共产党的东邻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数据），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日本国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二战以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起步，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但摆脱了战争给经济带来的阴影，而且超过传统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从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产党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把中国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被世人称为“日本经济的奇迹”。
印度人口和中国处在一个数量级上，和中国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几乎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的同期，印度在总理拉．甘地的领导下，开始了温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开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经济年均增长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7.5%，速度上已经接近中共宣称的8%。但印度的银行坏帐占所有贷款的不到2%，远低于中国；基尼系数0.33，而中国同期的基尼系数可能高到0.5到0.6。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率提高，而不是来自增加资本或劳动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与东亚、尤其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术制造业。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增长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于民众。
军事和国防也是中共时常夸口的题目。自古“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共从斗争哲学出发，几十年来以一种战争臆想狂的心态不断扬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中美必要一战”，其实是其通过树立外敌来化解国内矛盾的惯用统治伎俩。其实，真正热衷于“输出革命”、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恰恰是共产党政权。中共用于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耗资约41亿美金（按1957年价格计算）。有人算过一笔帐，如果把这些钱用来买粮食，可以把大饥荒饿死的所有四千万人救活！如果国防的目的是要保护百姓，那这种害死百姓的国防有多大意义呢？且不说穷兵黩武、不顾百姓死活该不该，至少，搞出点武器根本就不能作为在百姓们面前炫耀的资本。再说，那些没有共产党的国家，难道就不建设国防了？
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明居正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假设，很有启发性。他说，如果1949年以后大陆政权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走了三民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情况会怎样呢？
“1949 到1952不会有五大运动，中国也不会跟美国打仗，也不会被美国封锁，…… 不会去搞大跃进运动，……中间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会出现，我们中国少死了三千万到四千万的人民，…… 当然更重要的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到了1970 年代，经济就继续起飞，人民会越来越富裕 ……。
如果这个遵循三民主义的政党继续执政，到了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人均所得大概四千到五千美元。到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就应该达到美国的一半，而经济总量则相当于美国的2倍多。中国毫无疑问，早就是世界第一强国了。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走的是孙中山的道路，而不是共产主义的道路，一路走下来，中国早就崛起了！”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做“休养生息”。就是政府省刑罚、薄赋税、轻徭役，与民休息，简单的说就是政府不折腾。中国人勤劳勇敢，只要社会公正，别搞运动，别瞎指挥，老百姓自己就会想办法富裕起来了。中共自己都说，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不是中共几十年的瞎折腾，中国至少三十年前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现在，因为中共的专制、腐败、浪费，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社会秩序和败坏的社会道德，已经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共自己承认的，每年公款吃喝2000亿，公车消费3000亿，公费出国2000亿。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浪费4000－5000亿元，连吴邦国自己都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还有大大小小各级党委官员几百万，不知得浪费百姓多少钱。一般国家老百姓纳税养活政府，中国老百姓除了养活政府还得养个庞大的贪得无厌的党，所以中国百姓才如此不堪重荷。
可是，人们为什么感到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问题呢？一方面这是个心理问题。因为共产党通过灌输造成自己同民族和国家融成一体的假相，党亡国不在，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孩子，对于母亲不在的情形是不敢想像的。但问题是，共产党从来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强加于中华民族的附体。第二就是中共强行攫取所有资源与财富，造成人们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假相。事实上没有中共，中国人照样还是中国人，中国的国家该怎么管理还怎么管理。中国社会几千年没有共产党，不还一样好好地走过来了吗？
另一方面，人们这么说，还是因为担心共产党没有了，国家可能陷入动乱，所以，与其动乱，不如现在赖活着。表面上想，这是一个避免动乱的办法。真正一想，就会发现，恰恰中共的统治是动乱之源，中共的统治在激化矛盾，中共在压制社会不满，可以说动乱的来临是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必然。现在维持中共，不但不能避免，反而是在加速这个动乱的到来，加剧动乱的破坏力度。中国现在各种的问题的疏解办法恰恰是被中共堵死了，因为那些疏解办法威胁到了中共的统治。只有没有了共产党的因素，才能公平健康没有后顾之忧地讨论中国的问题，改革才能在正常的轨道上全面进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体中共，为其他事情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而不是被“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迷惑住。
“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上世纪末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已经破产，中共的高官自己都说共产党倒台“不出十年”， 2004年人民日报高调发表社论让共产党“再干一个二十年”，可见共产党自己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二十年”。人们不是也常说“再过二十年，中国怎么也得民主了”吗？显然，人们早就已经对共产党垮台达成了共识。那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就显得很多余吗？
(大纪元插图)
所以，不是“共产党该不该垮”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共产党垮台”的问题。更明智的问法是，“如何让共产党垮掉而不引发社会动乱？”靠革命的暴力手段，显然不妥。暴力带来的只是新的暴力，共产党的统治造成了人们文化和心理上的断裂，只有让人们真正反思共产党才能避免共产党的覆辙。现在中国兴起的“退党大潮”是人们可以想像的最佳手段。退垮中共的过程就是一个民众觉醒的过程，就是接受中共强权将要垮掉这个事实的过程，也是各种新生势力成长的过程，而且在成长过程中自觉同共产党的暴力原则划清界限的过程。只有中国人民的心灵真正解脱了，有了理性的民众，中国才会平稳过渡。
(大纪元插图)
不少西方政客也怕中共垮掉，担心中国出现的破坏性动乱会冲击世界秩序，于是希望“让世界去兜住中共”，帮助中共维系政权。显然，这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视之举。因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会出问题，而且等爆发的时候问题会更大，那时后悔都来不及了。
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更好。那么有了共产党，中国到底怎么样了呢？
3）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号称“推翻了三座大山”、“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共恰恰成了中国人民头上最沉重的大山。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交织的历史，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清阶”、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自由化、六四、镇压法轮功……每一场运动，都使国家和人民大伤元气。中共政权把中国人民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奴役状态，任何一个非共产党政权都不可能给中华民族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出卖国土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中共党魁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区”，还有唐努乌梁海地区及库页岛在内的至少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被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正式划入俄国版图。2001年5月，江泽民又与塔吉克斯坦签署协议，将两万七千平方公里有争议的领土拱手出让给塔吉克斯坦。
(大纪元插图)
江泽民为了换取外部支持以巩固权力，黑箱作业，承认了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为无效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条约，将大片本来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祖国的土地，奉送给俄国，断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后路。中共高层意识到，江的卖国罪行一旦败露，必然危及中共统治，于是只好和江泽民沆瀣一气，极力掩盖。
破坏环境
共产党极端狂妄，蔑视一切自然法则。在其建政的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经济没搞上去，却使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破坏。改革开放以后，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过度透支了生态资源。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共产党留下的生态环境，几乎已经无法承载起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华夏子孙。
中共环保总局承认，目前中国被酸雨侵害的地区占国土的三分之一；由于空气污染使得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水污染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注：劣五类已丧失水功能，甚至不适于灌溉和观赏），3.6亿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由于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自西部的新疆到东部的黑龙江，南至云南、广东，北至内蒙古，几乎遍及全国；中国还有超过90%的天然草场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万公顷；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已达174.3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一年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由于耕地被占用，目前中国失地农民总数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
以人均土地和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说，中国本来就居于世界后列。照这样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无可耕之田、无可饮之水、无可供呼吸之空气，这绝非危言耸听。虽然中共官方现在也大讲“可持续发展”，但中共一切以维护自身统治为根本目的的短视特点，决定了这只能是一个装点门面的新名词而已。如今，中国许多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后果已几乎不可逆转，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
杀害中国民众
中共建政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杀害四千万人，加上三年饥荒中饿死的四千万，共害死了八千万中国人。中外学者根据已经公布出来的史料，经过反复的统计研究，最后估算出来这个结果。因为中共各级政府公布出来的数字多数都是缩小了的，所以实际数字只会比这更多，不会更少。
有人说，中共被迫杀人。这种说法不值一驳。中共建政之初，经过连年战争，中国百姓人心思定，对新政权充满希望。中共完全可以大赦天下，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和各项法律，并大力发展经济。可是中共大开杀戒，发动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凭藉杀人造成的恐怖，一举建立独裁制度，民主党派迅速沦为政治花瓶。
还有人说，中共为了理想杀人——毛泽东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付出一定的代价情有可原。这种说法更荒谬，希特勒、东条英机杀人难道不也是为了他们所谓的“理想”吗？
也有人说，这些都过去了，中共不是不杀人了吗？不，中共从来没有停止杀人，只不过过去是大张旗鼓的杀，现在是偷偷摸摸的杀。以前杀人的目的是制造恐怖、从而维护其独裁权力；现在则把杀人变成复杂的产业，比如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高价卖给中外病人，牟取高额利润。
掠夺、糟蹋财富
现在的中共把每年8％的GDP增长速度作为它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少数城市依靠特殊政策和引进外资，造成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大城市移向农村、从沿海移向内地、从既得利益阶层移向城市平民和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就会发现，贫穷——触目惊心的贫穷——仍然是中国的可怕现实。
中国决不是从来就这么穷的。直到清代中叶以前，中国经济都在世界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清朝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1％，远远高于现在的比重（4％）。虽然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创造了25％的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的财富到底哪里去了？
(大纪元插图)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掠夺和糟蹋的结果。中共建政以后，通过工商业改造和人民公社化，把民间财富在几年时间内集中在中共权力阶层手里，美其名曰“公有制”。巧取豪夺，莫此为甚。
不仅如此。几十年来，因为中共极端愚昧的政策和各级干部的浪费和侵夺，糟蹋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彻底搞穷了我们的国家。例如中共建政伊始发动所谓“抗美援朝”，总花费高达500-600亿美元，当时的一半国民收入用于朝鲜战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跃进”，不光造成了几千万人死亡，而且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高达1200亿元（以当时的价格计算，以下同）；十年文革导致中国经济损失至少达5000亿元（这还不算无数的珍贵书籍文物损失和思想禁锢造成的巨大后效应，以及整个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崩溃，一千万户家庭被抄，两千万人被批斗、毒打，数十万人被逼自杀等难以衡量的间接损失），超过1949-1979三十年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以毛的“世界大战早打比晚打好”为指导思想的工业大转移——“三线工程”造成经济损失6000亿。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恰恰是中共放松控制、老百姓辛勤劳作的结果，而不是中共夸耀的所谓“政绩”。而且，繁荣的下面隐藏着深刻的危机。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专家估计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0.5到0.6之间，远远超出联合国规定的基尼系数的警戒线）、大规模的国有财产流失（中共承认2004年损失高达3521.2亿元）和贪官污吏卷款外逃（2004年8月16日的《法制晚报》报导，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正在把脆弱的中国经济体系逼向崩溃的临界点。雪上加霜的是，中共又倾一国之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将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财力用于迫害无辜的主流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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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道德
人们对贪污腐败、官商勾结、警匪勾结、黄赌毒流行、假货流行、诚信危机等等道德大滑坡的表现已经很熟悉了。还有一种道德堕落的表现形式，比较隐蔽，但危害更大。那就是：连道德标准都一并下滑了，人们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还觉得自己满不错的。其实，中国社会已经滑到道德崩溃的临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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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恰恰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中共给人民灌输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观念，批判有神论和一切正统思想，从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体系。共产党认为，道德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归根结底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否定了普世的道德准则。中共虽然高喊“法治”，让人民误以为目前的种种情形，是法制不健全造成的。但法治的基础是道德，对于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人，有法可以不依；中共凌驾在法律之上，不但带头破坏法律的实施，而且专门制订恶法迫害善良百姓。中共把撒谎用制度固定下来，官员们说一套，做一套，否则根本没法在官场上混。老百姓看在眼里，心领神会，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你黑我比你更黑，社会风气一日千里地迅速下滑。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迷信武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对于长治久安的作用，面对人性恶在今天中国社会极度复杂的表现，它根本就无计可施了。如果说在历史上，外敌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现实，则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机。
毁灭文化
共产党三教齐灭，用简化字腰斩中华文化，疯狂破坏文物，迫害知识份子；文革后，传统文化基本被糟蹋完了，于是拿出一部分表面文化装门面赚钱。对此《九评之六》和本书第一、二部分已多有论列，此不赘。
中国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敌侵略。如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造成超过2000万中国军民的死亡，6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可是中共这个声称“为人民服务”的党，这个自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刻伤害，却远远地超过了日本军国主义，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族入侵造成的伤害。
很多中国人一方面以中华民族的正统自居，在外国人面前尽量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共产党的形象，不允许别人稍加批评。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摧残中华文化的元凶，正是这个战天斗地、嗜血贪财、卖国败家、恶贯满盈的共产党。他们如果真的爱国，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拒绝和中共为伍。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
2. “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对于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已经显得可笑了。中共如今很少直接宣传这句口号，这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赤裸裸的灌输反感，还是因为通过长期或明或暗的宣传，人们已经接受了这句口号背后的内涵。比如当人们心目中已经不自觉地把中共等同于祖国的时候，中共只要宣传爱国主义，歌唱“长江之歌”，就可以让人下意识地想到“党”。“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宣传，仍然深深影响着今天人们的思维。
我们不妨剖析一下，“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这句口号，共产党是怎么说的，又是怎样达到其宣传目的的。
1）宣传中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几乎所有的“革命”电影里边，都有这样的镜头：英雄人物身负重伤，咽气前还要在怀里掏半天，嘱咐身边的人替他交最后一次党费或者递入党申请书。类似的情节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目的是强化一个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正常人弥留之际想到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儿，但是党文化的宣传中，人临死前想的不是亲情，而是比爹娘还亲的“党”，要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交给党才能闭目。
和军队有关的作品中，往往有指导员和政委如何关心士兵，嘘寒问暖，照顾家庭中的困难等等细节，最后通过士兵的口说出部队是个“大家庭”、大熔炉，自己在“大家庭”中“成长”、“进步”，“大家庭”的爹娘自然就是“党组织”。反映地方生活的，好事常常是“优秀党员”做的，党委书记关心生活、结婚、家庭、分房子、生孩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最后都得“老支书”来“主持大局”，来摆平。潜移默化灌输有事找组织，相信组织、相信党的思维方式，把人的下意识引导到“爹亲娘亲不如党情”的主题上。
还有许多旋律优美的歌曲，贯穿其中的也是或明或暗的主题“爹亲娘亲不如党情”。“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当人们唱起这首民族气息浓郁的歌曲之时，头脑中浮现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美景。但这只是一个引子，歌曲在最后一句归结到真正的主题：“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因为旋律优美甚至让许多成年人回味不已。“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当人们沉浸于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之后，看似不经意的一句歌词点明了主题：“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哪个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父母安排的？这意味深长的一问力图揭示的显然是更深一层的主题：“比父母还亲的党安排了我们的幸福生活”。
中共宣传中非常喜欢树典型模范，当然这些做好事的模范人物都是党、团员。任何社会中都有心地善良、先人后己的好人。但中共善于把好人拉入“党组织”，也善于利用宣传手法从党员中“挖掘好人好事”，把他们在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作用下做的关心百姓疾苦的事情宣传、放大，说是因为入了共产党，党性起了作用；能做这些好事，是因为有党的培养教育；“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等等。还要让被党“关心”的人表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时时刻刻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宣传中鼓吹这些行为都暗示人们，只有共产党员才真正关心你，这种付出超过你的父母，还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中共攫取垄断了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人们上学、工作、婚姻家庭，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得在这个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中进行。于是中共在宣传中混淆人们的概念，把正常社会中人天经地义应该具有的生活环境都说成是“党”或“政府”给的福利，让人们忘记了自己是父母生的，钱是自己劳动付出挣来的，造成混淆是非的党文化思维。比如说：“没有我们党，哪有现在的好日子呀！”“还是党的富民政策好” “改革春风吹满地”。有点好处，生活提高，都是党给的，从中彰显的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宣传中，不光是歌功颂德，不好的方面比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乱象、自然灾害等等都可以被中共拿来做文章，如电视中“扶贫”、“领导下乡”、“送温暖”，网络上天天头条的“反腐败”决心，领导“抗洪斗争胜利”，抗击“非典”成功等等，都是利用把百姓的苦难化为中共自己头上的光环。《焦点访谈》中每天都提到社会阴暗面和种种不公之处，在曝光之后，在人们发泄了对社会现实不满之后，收拾局面的一定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有关部门”。宣传中报喜不报忧更加熟练，不管事情多坏，问题最后都能归结在“只要踏踏实实把党的XX政策落到实处，问题一定会解决”。这些宣传的主题就是党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愿意关心解决中国人生活中各种问题，爹娘都没有这样的本事，真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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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灌输党妈妈情结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妈妈哟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像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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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歌，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说耳熟能详。中共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这种拟人化的宣传手法呢？
因为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让人充满情感的称呼。母亲生养了我们，对我们有恩；母亲疼爱着我们，对我们有情。年轻时，我们依赖母亲。成年后，我们孝顺母亲，供养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传统社会讲究孝道，即使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将相，也对自己的母亲非常敬重。
共产党利用这种心理，把自己装扮成母亲，以此骗取中国人的依赖、顺从和供奉。几十年宣传下来，很多人真的把共产党当成一家人了。共产党干了坏事以后，人们乐于相信“党妈妈”的初衷是好的，或者方式不对头，或者被个别人利用了，总之“党”没错，“党”错了也情有可原。
还有一个与党妈妈情结相关的观念，那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如果谁把共产党对中国百姓干的坏事揭露出来，尤其是向国际社会揭露出来，就是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爱国人士”们就觉得像是自己被揭露了一样，就会起来口诛笔伐。
且不说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母亲。就假设它是母亲，如果一个母亲操起了菜刀来对待孩子，邻居不但该管，还应该把警察叫来呢。可见，就算退一万步说，中共是好心做了坏事，人民也应该予以揭露，用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它不敢继续为恶。
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史实和内幕被披露，我们已经知道，共产党的杀人、腐败、欺骗和对中国百姓的残酷镇压，是其公开宣扬的理论原则和一以贯之的政策方针。从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迫害法轮功，都决不是共产党的“失误”，而是它严密策划、系统实施的统治权术的一部分。由此观之，中共决不是比爹妈还亲的亲人，而是一个披着“好人”、“亲人”外衣的强盗和流氓。
3）认贼作父的心理原因
八十年代初流行一时的电影《牧马人》的主人翁许灵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内蒙古二十年。早年移居美国的父亲回国看望他，邀请他去美国生活，可是被他委婉、但坚决地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孩子是不会埋怨母亲的，因为母亲爱孩子，希望孩子好，尽管有时方法不对头。
许灵均的想法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母亲打孩子”、“母亲错怪了孩子”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时间文艺作品里经常用到的比喻，也是很多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的知识份子和党员干部的心态。我们不怀疑这种情感的真实性，这里想分析一下，这些被共产党一再耍弄、残酷镇压，在监狱、劳教所、农村和边疆流放地蹉跎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甚至被共产党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受害者，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接受了中共虚伪的“忏悔”呢？
中共宣传“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真实含义是要人们最终信赖、跟随“比爹娘还亲”的中共。然而推崇孝道的中国人一直把乱认父母看成是奇耻大辱，“认贼作父”是骂人最重的一句话之一。可为什么中共治下众多的中国人却默认了八十岁的中共把自己比作做五千岁的中华民族的母亲？这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分析的三个主要原因，一个跟中共的欺骗宣传有关，另外两个跟被骗者的心理有关。
（1）真假两个共产党
共产党一贯善于祭起 “道德”的大旗，但那些道德口号的内涵完全是以服务中共为终极目标的。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要服务党所定义的人民，对党所定义的敌人却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要“大公无私” 是把心窝窝都交给党；“学习雷锋好榜样”的重点是要学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和象螺丝钉一样对党的忠诚；“五讲四美三热爱”离不开“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心灵美”一定要美在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去占领思想文化和舆论阵地；“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德”的最高境界；“和谐社会”强调的是和党保持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党所喜欢的人的和谐；“八荣八耻”是以党的喜恶来划分何为荣何为耻。正是由于中共的道德运动都是以服务共产党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所以，对推动道德教化根本没有用处，只是运动一阵风，反而造成中国社会道德的日益堕落，道德危机现已成为中国公认的社会危机。但是，在客观上这些“道德运动”会给中共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来迷惑民众，同时，中共一贯把历史上它所犯的一切错误都归结到少数替罪羊身上，喉舌宣传更把中共描绘成“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化身。那么这样长期下来，无论民众在历史上吃过多少共产党的苦头，还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树立一个假象共产党，以为这个“假象”才是共产党的“本质”和“主流”，因而即便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和委屈，仍然用善意揣度中共，认为“党”的出发点是好的。
（2）拒绝承认自己被骗
大凡受骗的人，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因为承认受骗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的幼稚、轻信、没有经验、不懂世故。很多年青人曾经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它真是“一心为民族”，于是或者加入中共，或者成了中共的同路人，对它抱着一种同情和赞赏的态度。在中共的“事业”中，他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投注了很多感情。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的纯真理想被中共无情地戏弄了。中共内部的倾轧和堕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所谓的“剥削阶级”政权，而中共政权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的灾难也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外敌入侵。这时候，他们本该翻然悔悟，反思自己认识上的误区和人格上的弱点，反思自己何以被中共利用，充当了它祸乱中华的工具，并进而采取行动，揭露它、抵制它，或者至少脱离它，不再继续为虎作伥。
可是，护短、好面子、强烈的执著自我，这些心理上的弱点妨碍了他们清醒地做出如上选择。他们潜意识里觉得，否定了共产党就好像否定了自己的理想追求，而自己当初是抱着一腔热忱和良好愿望“参加革命”的。为了不得出否定自己的理想追求的结论，他们有意无意地对共产党的罪恶视而不见或者刻意缩小。他们没有想到，行为的动机和效果往往是背离的；更重要的是，党员个体的动机绝不等于中共这个整体的动机，党员的个体行为也不等于中共的整体行为，而后者才是判断中共这个组织的性质的依据。
我们无意指责谁。中共这个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的组织，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其邪恶和伪善，超出了人类的经验和想像。共产党在中国崛起的时候，又是中国国力跌至低谷、内忧外患相煎迫的危机时刻，在那种情况下，要想冷静思考，理智判断，实属不易。几十年后的今天，被欺骗了半辈子甚至更长时间的人，第一次有机会了解中共的本来面目，要适应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彻底反思自己的生平和事业，尤其需要不同寻常的诚实和巨大的道德勇气。
（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1973年8月23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他们一边狂扫乱射，一边说“Party（聚会）开始了”。两名劫匪绑架了三男一女四个职员。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28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认为营救她们的警察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更加使人惊讶的是，几名人质获救以后，不但不控诉劫匪，反而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的不杀和善待之恩。其中一位女人质和劫匪之一订了婚，另外一位人质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强烈的求生欲望使这几名人质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并且这种认同持续到威胁解除以后。这种精神病症后来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需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第二个条件是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第三个条件是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第四个条件是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
不难发现，中共具备了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所有条件。中共对中国人异常成功的洗脑，其机制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
中共比较成规模地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开始于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审干、锄奸运动。党员的反省资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竟然修改了十三次之多，唯恐不够深刻，难以过关。在运动的日日夜夜里，干部们普遍紧张焦虑，食不甘味、夜不安寝。党员干部在强大的暴力威慑和理论灌输之下，经过漫长的精神炼狱，最终从肉体到灵魂都颤抖着屈服在“党”的权威之下。作家刘白羽回忆道，他经过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所谓“平实的地面”，就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忘记了自己健康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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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政治运动中往往恩威并施，拉一派、打一派，每个党员都希望自己被“党”信任，被“党”当成自己人而不是敌人、“斗争的依赖对像”而不是打击对象。
中共的另一个惯用伎俩是“进十步，退一步”，每次运动之后都声称“扩大化了”，于是开始“甄别”、“改正”、“平反”，在运动中没有侥幸过关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平反，面对突然而来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往往感到受宠若惊，为此对“组织”上感激涕零。
女作家丁玲以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在1949年以后的文坛上风光一时。这位 1932年加入中共、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软禁过三年的丁玲，被她无限忠于的“党”流放、监禁二十年，其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可是，“党不爱她她爱党”，“平反”后，再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自己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1984年、去世两年以前，丁玲致信中共中央：“五十二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彼时的丁玲，年近八十，生命的四分之一在中共的 囚笼里度过，目睹了中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和残酷无情，仍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不能不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那些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目睹了中共的专制机器“横扫”、“捣毁”、“砸烂”、“打碎”的野蛮力量，被中共吓掉了魂，即便在自己家里也不敢大声说话、身在海外也不敢看一眼中共定义的“反动读物”的可怜的中国同胞，当他们说出或者哼唱出“爹亲娘亲没有党亲”、“党啊，亲爱的妈妈”、“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正是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扭曲心灵的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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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的三种情况——受中共蒙骗、执著自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能使人“自发”地喊出中共让他们喊的口号。此外，今天数量更多的人经过中共长期训练，能毫不费力地拿出两副面孔，换上两种腔调。他们用一副面孔、一套腔调用来应付中共官员、会议表态和思想汇报，另一副留给茶余饭后和家人朋友之间。前几年大陆流行的顺口溜，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多吃菜，少喝酒，听老婆的话，跟党走。”为什么听老婆的话呢？因为人们心里都知道，亲人（朋友）的关心是真心的；“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的死活，可不表态又不行，所以只好喊几句口号，敷衍一下，也就是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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