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尼尔·尤里奇（瑞士）

【明慧网2002年1月9日讯】我叫丹尼尔·尤里奇(Daniel Ulrich)，28岁，是瑞士国民。11月20日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被中国公安逮捕。

拘捕我和另35位从全世界来的朋友的原因(其中四位是从瑞士来的)从没告诉我们。我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并举起一张写着“真，善，忍”的横幅。过了差不多30秒，小巴士就包围了我们。他们立即撕下横幅，粗鲁蛮横地把我们推进警车。

公安抓住我，就要押我到车上，因我不愿束手待擒，稍有抵制，他们就咆哮如雷，气的像要炸了似的，什么难听的都骂出来了。他们扯着我的毛衣，掐着我的脖子，几乎让我窒息，终于把我拖进车里。到了车里，他们就掳下我的外套，用力把我按倒，并把外套套在我的头上。在这时候，我觉得仿佛有三个大汉压在我的身上，一个狠狠地在我脖子上打了一拳，另一个在我背上来了一拳。在这次事件中，一共有十多个学员受伤，除了我的肋骨被压伤外，其他的如压伤，淤血，头发揪掉，打断鼻梁，扳断手指等等不一而足。

过后他们把我们送到天安门旁边的派出所，关了整整六个小时。在那儿，他们又想分化我们，恐吓我们，并意图瓦解我们的意志。

我们一直要求准许跟我们国家的大使馆联系，他们却一概置若罔闻，不理不睬。最后他们竟欺人瞒己的说，我们大使馆根本不想见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带到机场附近Airport Garden旅馆的会议室，在那儿把我们分成两组，我们这一组有20个人，有60个警察严密的盯着我们。我们虽然想知道其他伙伴的处境和他们被关押的地方，但得不到任何消息。

接着我们一个个被提审。审过之后，就叫我们在中文的口供上签字，当有人拒绝签字时，公安就怒不可遏的逼着他签。有位美国学员就因此在脸上挨了三拳，腹部被重重地踢了一脚。

审问是用英语，我不会英语，却没有得到一位翻译，所以一位朋友在一旁为我翻译。于是当然我不会在口供上签字。

在夜里我们被分组送回旅馆取我们的行李，随即又被送回了“旅馆监狱”。 第二天我们被带到飞机场坐上了去法兰克福的飞机。经过了23小时的监禁之后我们又获得了自由，踏上了返回欧洲的路。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对我们干什么，也不知道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始终被严密地关押着。连我们上卫生间时也有三个警察跟着，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逃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连卫生间的门都不允许关(这在西方是很难想像的)。

每次我们得到饮料时总是有摄像机跟着，可能是为了做宣传。吃饭也同样。在23小时内我们只吃了一次饭，没有早餐。我们多次明确提出睡觉的要求，但是没有实现。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仅精神上而且身体上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只能够通过我们政府的支持和努力才使我们幸免一场血腥拷打。

我一直在想，那么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会怎样，他们根本没有保障。他们又是怎样被对待的呢，他们没有法治保障，本应保护他们的政府却不站在他们一边，甚至于对他们进行迫害。就象刚才所提到的，警察的动作是很粗野的。我很明白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他们在镇压机器面前毫无保障。我本人只不过经历了中国法轮功学员所经历过的一丁点儿。他们被任意迫害，而且还是(江XX)政府所要求这样做的。

我就象自己亲身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环境经历了一次，如同中国法轮功学员天天所经历的一样。我看到了法轮功学员被无理关押和被迫害的地方。我也已经清楚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是怎样被迫害致死，那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是怎么死的，因为我亲身尝试到了江XX政府镇压机器的恐怖。

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急需外界的援助，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得不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