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夕，我没资格参加模拟考试，考前发准考证，也没有我的，当时我想我努力学习了一年，几乎次次光荣榜上有名，最后连考试都不让我参加么？我感到深深的绝望和痛苦。”河南杨眉女士15岁时因到北京为法轮功鸣冤，遭到非法关押、开除学籍、剥夺高考资格等迫害。杨眉女士于2015年8月10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明慧网报导，以下是现年32岁的杨眉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事实：

1997 年，母亲和姐姐走入法轮功修炼。母亲修炼法轮功后多年顽疾不翼而飞。母亲认为法轮功讲述的“真、善、忍”是最好的教孩子的道理，于是1998年带着我走入法轮功修炼。那一年我13岁，早晚跟着母亲读法轮功书、炼功。我觉得法轮功很好，(法轮功)教人做一个真诚和为他人着想的人。

2000年6 月底，我15岁，读县一中高二年级，母亲要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当时我想做人就应该堂堂正正，做一个正直的人，语文课本上那些古代的君子和被千古传颂的贤人不也是这样做的么，我知道电视上说的是假话，就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维护正义。我们母女三人和其他几位同修一起进北京上访。我们就是想以了解事实的当事人身份告诉政府他们搞错了，法轮功不是邪教。

6月30日，在北京地铁西端第一个站口附近，有人问母亲：“你们干啥？”母亲说：“找信访局在哪？”“法轮功吗？”母亲说“是。”那人说“跟我走吧。”

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宣武区派出所。一警察问我姓名，我没有报真实的姓名，不想让家人和学校受到牵连。

晚上，我们被送到宣武区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被河南地区的一位警察单独问话，让我说出同行几位长者的姓名和事情的经过，并哄我说随便问问，不用担心，当时我年纪小，但是也能想到应该保护大家，不能乱说话。

7月2日晚上，我们被接到新乡驻京办事处，公安局副局长李儒录及大家每个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已经在那里等着。

3日早上我们被押到延津关进看守所。4日我们又被叫出来，拉到田间路上录像（后在本地电视台播放）。在外录完又拉回看守所。然后把我们都捆绑起来，像对待犯人一样，强迫跪地上。

寇守业在那宣布我们是犯罪嫌疑人，扰乱社会治安。母亲被关押约一百天，姐姐和我被关押各一个月。我和母亲、姐姐在延津看守所呆了没多久，就被单独送到了邻县原阳县看守所。

记得在延津看守所时，我经常因为年纪小被作为“突破口”，半夜睡得迷迷糊糊被叫去单独问话，问整个进京上访的过程和细节，希望从我口中供出大家，不回答就不让回去睡觉，但是最后他们也未得逞。

还有一次，看守所一女警叫我去单独谈话，让我承认自己做了错事，我思来想去，觉得说实话不是错事，为正确的事情鸣不平更不能说是错事，我说我没有错。她问我如果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把你开除了，你怎么想，我说如果我因为坚持做一个正直的人被开除了，那是他们的损失。后来我关到原阳看守所，母亲和姐姐都不在我身边，我在里面过了16岁生日。(被关押期间）也被问话。

从看守所出来后，姐姐被县医院开除。我则被县一中开除学籍，当时的校长是郑纯旺。暑假开学该读高三了，我迟迟待在老家不能上学。

父亲托了关系找了人，最后让我回原来的班里读书，但是还是没有学籍，等于失学状态。在学校里老师安排班长在敏感日看着我，平时也会受到一些人的奇特目光。这都让我心理遭受着打击。

同年底，母亲第二次被绑架，关押在新乡市看守所。母亲遭受酷刑，奄奄一息，于2001年1月8日放出看守所。回家后，我母亲在家又被监视居住一个月。

整个高三一年，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同学一样专心读书，被警察问话、承受母亲奄奄一息的痛苦，看着姐姐被开除，还有爸爸恐惧不安的脸。

同年姥姥去世，我们母女三人被非法拘禁使老人无法承受。高考前夕，我没资格参加模拟考试，考前发准考证，也没有我的，当时我想我努力学习了一年，几乎次次光荣榜上有名，最后连考试都不让我参加么？我感到深深的绝望和痛苦。

后来在爸爸和班主任帮助下，我在延津第四职高报考，于九月份被西北大学录取，后考取东北大学研究生。

母亲在我大二时再次被绑架。

作为一名修炼者，我本人遭受了未成年被非法关押、开除学籍、取消高考资格等迫害。并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忍气吞声，像犯人一样抬不起头，不被人理解，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作为修炼人的家属，我亲历了母亲三次被非法拘留。

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姐姐由于在看守所被强迫劳动，差点死在狱中。

姥姥一直到弥留之际都没有女儿的陪伴，连葬礼都有警察看守。父亲承受着妻儿被关押，岳母滴水不进，孩子被开除学籍和职务（等痛苦），他还遭受亲朋邻居的指指点点。这些也都让一个本该快乐成长的青春期的孩子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这一切皆因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造成，本人提请最高级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起公诉，匡扶正义，为民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