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记者吴思静撰稿）1999年4月底的一天，里格（Lilge）女士在德国的一家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突然短暂的看到很多中国人站在中国政府所在地中南海旁的街道上请愿的镜头，她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但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希望。
疑问是，什么时候中国有了集会自由了？这不会是共产党政权设下的圈套吧？但当她看到电视屏幕上的人们时，她的希望也是很明确的：这些人很和平，说明他们有理性，他们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想法，说明他们有参与意识，希望自己参与决定自己的未来，一个独裁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人。她看到的就是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的集体大上访。

* 东柏林的恐怖

身为德国一份双周刊报纸的总编，她对共产党国家事务的敏感，不仅来自于她广泛的知识面和对时事细致的观察及分析，更是来自于她自己的经历。

她七岁前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柏林，在大人的谈话中，她经常听到“昨天夜里某某人被带走了”的话，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被带走了，只知道是苏联红军把他带走了，也许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她的父母听到敲门声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西德的报纸藏起来，把西德的广播调到别的台，然后才去开门。她的父亲告诫她，在外面只许和别人谈论天气。他怕小孩子不懂事，说出家里的这些“机密”。那时离1961年建柏林墙还有十几年的时间，苏联共产党占领下的东柏林的人还能自由的去民主体制的西柏林，但东柏林人不许听西德电台，不许看西德报纸，不许移居西柏林，除非一家西德人想移居东德。1950年里格-施托蒂克女士一家终于能住在西柏林了，因为一家西德人移居到了东德的莱比锡。

* 阴影下坦荡做人

现在已六十多岁的里格女士谈起那些年在东德的生活时，还能感受到那时埋藏在心底的不安全感。当她在1999年4月在电视上看到，在中国那样一个管制非常严的共产党国家居然这么多人在政府所在地停留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遭到警察的干扰，而且还允许国外媒体拍摄下来时，她自然就想到了，可能是中共政府希望人们看到这一幕而设置的陷阱。而她之后看到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报道和参加4月25日上访的人的报告，证实了她的怀疑。

从她在电视里看到这一幕开始，她就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希望不要发生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屠杀学生和市民的事情。1989年正是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而且这之前之后的几年也正是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倒台的时候。身为西柏林人的里格女士比任何其他西德人都更关心这一系列变化，因为当时的西柏林就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孤岛，它和西德其它地方没有交界的地方，只有三条公路，三条铁路和飞机航线联系。好几次东德都试图割断西柏林和其它西德地区的交通联系。西柏林的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能够选举参政，享受媒体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但却同样生活在共产党的阴影下。这些经历使她坚定的反对独裁暴政，她深信，任何独裁都是一定会灭亡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看到“4.25”报道以后，她从法轮功的网页上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读到了几份当事人的报告：1999年4月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的起因是天津的一家杂志上登了一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很多法轮功学员前去陈述真实情况。报社一开始态度很好，但后来一下子态度大变，把警察叫来了，警察抓捕了三、四十个法轮功学员，有的学员被打伤。其他学员继而到天津市市政府上访，市政府不管，让他们到北京去解决，这样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北京的法轮功学员也加入了上访。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警察引导他们站在了中南海周围的地方。没有人有过激行为。

* 另类结果

在里格女士看来，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德国，在每一个步骤都可能是另一个结果。如果在德国有一个杂志登了一篇不符合实情的文章，如果这么多人和平的去报社讲理，报社不会对这么多读者的呼声置之不理，因为德国是独立媒体，唯一给他们饭碗的“上帝”是读者，这么多读者来了，说不定报社的总编都得关注这件事，如果真是报社的错误，他们会更正自己的错误，也不存在什么上面下达一个精神，要他们如何对待读者，更不会叫警察。

退一步讲，就算一家德国杂志社叫来了警察，警察也只是在旁边观看，以里格女士亲身参加过多次游行的经验，除非发生暴力冲突和侮辱性的言行，否则警察是不会介入的。而中国警察抓捕人的标准，按照里格女士的看法，不是以是否发生暴力事件和侮辱性的言行为根据，而是共产党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就和当年苏联共产党带走东德人一样，说带走你就带走你，共产党的态度就是标准。

再退一步，就算德国警察抓捕了一些和平集会的人，这些人可以去告德国政府，因为德国政府必须遵守宪法，保障公民言论，集会自由，而且法庭是独立于政府的。2002年江泽民访德期间，德国政府顾及经济利益，警察妨碍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抗议的自由，被法轮功学员告上法庭，经过法庭调解，德国联邦内政部和几个州内政部纷纷公开发表书面道歉信。这不是个案，人权组织国际大赦也在几年前因为同样的事情告倒了德国政府。里格女士觉得这很正常：法律高于政府和任何个人，这在西方国家就如同面包和水一样重要。当然她也知道，在共产党国家一切都是共产党掌握着，想利用法律去告政府，就如同想让人的一只手去反过来打同样这只手一样不可能。

在中国，如果要游行示威，政府又不会批准，那么人们只有去上访。在德国，游行示威都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只要游行没有暴力，没有侮辱性的横幅，当局有义务批准游行，并有义务派警察给游行者开路并保护他们。无论是国会前还是总理府前，只要不打砸抢，多少人呆在那里都可以。德国法轮功学员曾经在国会和总理府前连续几个星期和平请愿，表达制止在中国的迫害的愿望，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里格女士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作为民选的政府，如果执政集团限制人民的集会自由，它就得认真考虑是不是还想在下次竞选的时候胜出，继续执政。

* 借口与本性

当中共江氏集团在“4.25”之后不到三个月便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里格女士再一次证明了她在60多年的岁月中作为西柏林人和一个世界公民对共产党的认识：把人逼到无路可走，当人合理抗争的时候，哪怕是和平、合理、合法的抗争，共产党也要找借口镇压。

在法轮功学员“4.25”集体上访六周年之际，里格女士回顾六年来她所看到的大量的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迫害的报告，听到的很多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证词，她的结论是，法轮功这样一个和共产党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团体，这样一群把对“真善忍”的信仰视为和生命一样珍贵的人们，就算没有“4.25”的集体上访，共产党也会制造镇压的借口，镇压法轮功不是因为“4.25”，而是因为共产党控制、镇压人民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