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慧评论员龙泉墨客撰稿）
19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群众陆续汇集在北京“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人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而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 。
执勤的警察在闲聊（注意群众身后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红色围墙）
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红色围墙）
与中南海相邻的“西安门大街”，是当时国务院信访局的所在地。中国设立信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使群众疾苦有一个下情上达的渠道。上万名群众直接来到国家最高的信访部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4.25 上访人群分布示意图（“人”字表示人群所在位置）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和平上访，事后被海外媒体简称为“425事件”。随后，法轮功，这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功修炼方法，通过海内外媒体的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尽管在以后几年里，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于此事件和海外媒体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紫禁城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才是紫禁城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4月25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
在随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现场录像中，并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以及斑驳的标语、喧嚣的口号等。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
上万名法轮功群众的这次和平上访是为什么呢？
1、“风雨欲来”
自1992年传出的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核心指导修炼，因为功效显著，简单易学，免费教功等特点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却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而一些嗅觉灵敏的政治投机者，也觉得施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把当时被北京青年报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当作“伪科学”進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书籍。
从1997年起，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公安系统在全国秘密调查，企图寻机取缔法轮功；而以罗干的亲戚何祚庥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
1997 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1998年 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 [1998] 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令他们惊奇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但这两次调查造成严重后果。
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19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人为地挑起了公安部门与炼法轮功群众的对立，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2、“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份全国性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说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会使中国亡国。
文章中对法轮功毫无根据的指控，尤其是亡国的帽子，使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不但学员们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炼功群众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政客硬拉入肮脏的政治斗争中去。于是，人们本着善意自发的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开始的时候，编辑部的领导出面接见了法轮功学员，表示愿意更正这一不实的文章，但第二天却突然改口，拒绝更正。
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编辑部的门外，希望能用亲身经历澄清事实。然而，4月23、24两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流血受伤，并抓捕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员还告诉上访学员，这件事天津直辖市管不了，要说明情况就要找直辖市的上一级－－北京的中央政府。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逮捕的法轮功群众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3、和平上访
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央高层的压力。但是，法轮功学员们坚信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没有错，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法轮功是好的。抱着信任政府的诚意和澄清误解的心愿，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法轮功学员，原广东省政协委员高大维回忆说：“大概10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总理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道：“4.25的晚上，大约9点多钟呢，進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進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当晚10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
425 事件开创了五十多年来官方与平民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不少人由此对中国政府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当时任职于美国圣地亚哥Scripts研究所的封莉莉教授，震惊于425事件中的民众所表现的和平、理性与勇气，由此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并最终走入修炼。谈到她当时的感想，她说：他们这么的单纯！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他觉得到那里以后，他可以跟他信任的政府去对话，他可以把他的心交给政府，把他的信任交给政府。一个国家应该为有这样的百姓而高兴，应该拥抱他们、奖励他们，因为他们和政府是一条心的。
4、风云突变
然而，此时的最高当权者却并不信任这群对政府充满信心的百姓。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领导人写信批判法轮功。此后，他又频频向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施加压力，并将批判法轮功的讲话作为文件在党内传达。6月10日，在江泽民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 “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就是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后来又被更名为“反邪教组织办公室”以避人耳目。
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全面布置就绪。
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对于有理性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事实上，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不是因为有治国的才能或是深厚的资历，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上台后他也深知，党、政、军中有一大批资历和才能都远胜于他的高级干部，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德无才的政治投机者是不以为然的。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对于权力的欲望，使得他对于朱镕基总理因为妥善处理425事件而赢得的国际声誉，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中国的广受欢迎都感到极为妒忌和恐惧。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此外，尽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江泽民还是在政治局极力把法轮功描绘成有“海外敌对势力”支持的政治团体，这样就使得他对法轮功群众镇压的个人决定具有了特别意义——如果他的决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那么无疑它将在党内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力推动这场镇压的江泽民相信，他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于是，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的，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层层下达到全国各地。在红头文件层层传达之后，“一小撮”被划为另类的普通百姓就失去了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和自由，而全国各地从此便开始“拥护”和“响应”了。这种并不陌生的情形对于50岁以上的一辈来说，无异于再次揭开了我们这个民族刚刚开始愈合的那道深深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