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来西亚大法弟子

加拿大独立调查团成员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于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记者招待会、研讨会，介绍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的内容，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法轮功学员陈劲在记者会和公开论坛上作证，讲述她自己在中国被迫害、被验血的经过。一名曾跟她一起被非法关押过的学员“被送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以下为她的证词：

陈劲在马来西亚律师公会主办的公开论坛上作证

陈劲（左一）在大卫•麦塔斯访马演讲期间讲述她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陈劲，来自中国广东省，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保护的难民。我因为信仰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中共迫害法轮功七年以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有些事情可以作为一种佐证，来证实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存在。我九五年十一月学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健身效果非常好，而且教导人心向善，迅速的提高了人们的道德水平，这样吸引了很多心灵向往美好的中国民 众，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已经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了，迫害开始后，民间许多老百姓说：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中共才镇压的。而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六千多万人。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炼功受益的群众纷纷上北京向当局请愿，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这几年每天都有大量的群众到北京天安门、北京信访办请愿，但这些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警察抓住，一批一批的送往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九九年十二月末，我作为法轮功学员也去了天安门，当时的天安门布满了便衣警察和穿警服的警察。我被强行的拉上一辆可坐十几个人的警车。不一会儿警车就坐满了请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被拉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大铁笼子里，就已经关了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而且还不断的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警察一批一批的问话，主要是问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大多数法轮功学员不说出自己的名字，因为法轮功学员认为如果说出真实身份会被劳教或被判刑，说出身份的法轮功学员被一批批的送到各地的驻京办事处。我就被送往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而没有说出身份的学员，我就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当天在派出所看到不愿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就有一百多人。后来我看网上的消息，在大陆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中共当局一定给不了我们满意的答案。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七日，我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被国安人员和警察抓住，在派出所里七天七夜不让我睡觉，当我很愤怒的表示要通过法律程序控告警察严刑逼供时，他们阴险的对我说：“你可能都没命出去了，你控告谁？”我当时觉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恐吓我，直到惊闻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后，回想那些警察的话，才知道他们并非恐吓我，而是另有阴谋。

我在拘留所期间，就遇到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可能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二零零一年九月的一天，我当时被关押在珠海市看守所的第三十七仓。当时的看守所有三个女仓都是连起来的。当时环境很平静，这一天突然的不平静了，三十五仓传来了警察的叫骂声，接着是囚犯打人的声音，闹哄哄的。通过我的耳朵听，知道来了一名没有透露身份的法轮功学员（后来警察和犯人都叫她“无名”），还知道她绝食反迫害。我所在的监仓还有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一名叫张清云，一名叫王志军，我们三人一商量，便大喊：“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叫喊过后第二天就开始平静了，过了两三个月，我所在的监仓来了一名叫阿红的犯人。我们熟了之后，阿红就告诉我们关于“无名”的一些事情，她说：“自从你们叫喊后，警察怕这位‘无名’影响到李春艳（李春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同样关在三十五仓），把“无名”调到十四仓去了，她很顽固的要绝食，警察让她‘坐飞机（一种酷刑）’，我和几个人被派去看着她。‘无名’不绝食后，警察为了方便管理，多设了一个三十四仓（原来没有的），“无名”就在三十四仓。” 阿红当时就只透露给我这些。

二零零二年农历新年，因为我曾是美术教师，警察派我到每个女仓贴过年的图案。就这样我来到了三十四仓，起初并不知道哪位是“无名”，在我要贴图案的时候，一名三十多岁，长的很秀气的妇女给我抬来一张凳子，其实这一举动很平常，但是马上有几名犯人把她推到一边，而且牢头（这个监仓犯人的头）警告我：不能和她说话。我马上意识到这位就是“无名”，我就多看了她几眼，她的形象就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二零零二年六月左右，我听其他犯人说“无名”被送出去了。我当时以为她被放出去了。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我被送往广东省韶关监狱，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是罪犯，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仓”，出来后，被分到监狱的十四中队，阿红正好也被分到了这个中队。监狱的洗澡间是个大冲凉房，可容一百多人洗澡，冲凉时环境很混乱，因为我和阿红以前的交情很好，阿红总是趁乱找机会和我聊天，我也趁机向她询问了“无名”的情况。因为我知道阿红家里很有钱，她家里经常行贿拘留所管理女监仓的女警察吴*芬，阿红还尊称她为吴姨。阿红经常被“吴姨”叫出去聊天，关系非同一般，警察会经常有意无意的透露一些消息给阿红。我问阿红“无名”是不是被放回家了，阿红说：“‘无名’没有透露姓名，无法判她劳教或判她刑，她确实是被送出去了，没在拘留所，“吴姨”确定“无名”没有被放回家，而是被送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了。”阿红还感慨的说：“你挺幸运的，坐满刑期就出去了，吴姨告诉我，“无名”被送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我当时以为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当地的洗脑班，也不在意。

二零零四年十月我出狱，因思想没“转化”不能回家，被珠海市六一零办公室直接送到当地洗脑班。在洗脑班，我没看到“无名”。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圣诞节，我因身体非常虚弱，被家人保回家。回家不久，“无名”的母亲经别人介绍，拿着“无名”的照片找到我，我一眼就看出那就是“无名”。“无名”的母亲向我述说：“我女儿叫袁征，刚从马三家劳教所出来不久就来珠海看我。二零零一年九月份的一天出门一趟，就再也没回来了。”我告诉她，“无名”就是二零零一年九月份进的看守所，并把阿红对我说的话告诉她，并叫她赶快向六一零要人。后来我又和袁征的母亲见了几次面，她母亲希望和我一起去找六一零，因为当时我正准备逃离中国，怕节外生枝，没有答应她。我出国后，继续打听袁征的下落，特别是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恶行曝光后，我不断的和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联系，袁征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更加担心她的生命安全，也许她的器官就被盗取了。

下面再讲一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经历。前面说过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从珠海市第二看守所被押送到广东省韶关监狱，我记得当时的押送车内有十几个人，其中九个是法轮功学员，其他的是犯人。而九个法轮功学员中，有五个来自第一看守所。清华大学的学生有李艳芳、蒋玉霞、马艳和李春艳，一个中科院研究生刘梅，还有张清云、周静和我，还有一位不记得名字了。当我们被押送到监狱医院时，被强行体检。体检的项目有胸透和验血，我们问警察为什么体检时，警察回答我们这是例行检查。我记得当时体检的只有我们法轮功学员，其他的犯人好象在车上。二零零三年四月，我被调往广东省女子监狱受迫害。其间也做过胸透和验血的检查，并不是刚进监狱时。

以下是我妹妹的情况。我妹妹叫陈励，是广东省汕头大学艺术学院四年级学生。九九年迫害开始后，两次去天安门上访请愿，第二次被判刑一年六个月。二零零零年初，她被送往广东省韶关监狱迫害。出狱后又两次被强迫抓到广东省三水妇女教养所，陈励在这三次坐牢期间，受尽了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所以我妹妹更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这次我逃离中国，中共当局知道后，很害怕我妹妹也出逃，在追寻我的过程中，把流离失所的陈励非法抓捕了。据我家人说，陈励被送往广东省三水法制学习班，其实就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我家人多次要求见陈励，中共当局不允许任何人见她，差不多半年过去了，陈励至今生死不明。我妹妹身体非常健康，会不会成为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对象呢？我非常担心她的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