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官移植严格的医学要求
从医学角度来讲，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然而，寻找合适的供体并非易事。为了减少免疫排斥反应，首先血型（ABO血型）必须相同；PRA PRA（Panel reactive antibody，群体反应抗体）最好是阴性；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10％或阴性（细胞毒性试验是指受者的血清与供者淋巴细胞之间的配合）；淋巴细胞转化率（淋巴细胞混合培养）要低于20％—30％（此法需5～6日才有结果，实用价值有限）；HLA组织配型（国际标准是直接测定供者与受者HLA-A、HLA-B，HLA-C，HLA-DP，HLA-DQ，和HLA-DR等6个位点）是影响器官存活的主要因素。HLA位点具有众多的等位基因，造成HLA的极端多态性。在非直系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几乎不可能发现HLA完全相同者，因此，一般非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匹配程度都属于不完全匹配。即便是不完全匹配的器官，在美国找到一个可移植肾脏的时间需要长达2到3年，甚至更久。一旦确定了可被移植的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还要作进一步更特异的配型试验（Crossmatch）。
从医学上来讲，皮肤、眼角膜等器官完全可以在人死以后再摘取器官，然后进行冷冻储存和运输。而心、肾、肝等内脏器官对“热缺血时间”非常敏感，影响移植器官成活率的关键是“热缺血时间”必须尽量地短，因此要保证或提高成功率，就需要在人刚死或者在活体上摘取器官，在极短时间内（肾在十二至二十四小时内，肝在十二小时内，心在四至六个小时内）移植到病人体中，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器官移植的成功率。
因此依靠随机的意外死亡人数是不能保证预订配对的。而人只有一个心脏和肝脏，心脏或全肝移植后供体无法生存，这说明，配型成功的健康心脏和全肝要依赖于非意外死亡。
从医学上讲，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从报道的移植手术来看，大多数器官都是在若干小时之内从当地取的。这说明，仅那每年公开的三千五百例全肝移植（实际上有过万例全肝移植），意味着全国各地要有大量的器官库，才能保证全肝的匹配移植。
心脏移植手术本身难度大，加上心脏移植要在心脏离开供体后四至六个小时内完成，如果没有事先供体和病人的血样资料库选择配对，可以说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意外死亡的随机配对实现心脏移植是不可能的。而中国没有这样全民的全国性的血样资料库。
◆ 中国超丰富的移植器官源自何处
根据公开的报告，1999年之前在中国总共进行了大约30000个器官移植，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大约进行了18500个器官移植。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副会长石秉义教授说2005年以前进行了90000个器官移植，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推测起来，在1994年到1999年的6年中进行的有确定器官的来源的18,500个器官移植，在2000年至2005年的6年中会产生同等量的器官移植数量。这意味着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进行的41,500个器官移植，这些供体源自何处无法解释。
捐赠之说无法成立：中国非亲属间的无偿捐献器官寥寥无几。《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22日的报导也证实这点：到目前为止，我国完成器官捐赠二十一例，共捐献器官八十八个。其中广东地区捐献人数就占了百分之五十。
2005年7月9日，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马尼拉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代表中国政府承认，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另一方面，中国卫生部坦言，除了百分之二的捐赠器官源外，他们对另外百分之九十八的器官来源无法控制。这显然话中有话。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全国人大代表敦促最高法院复议所有死刑案件时称，大陆每年判处执行的死刑犯约有一万人。而中国去年的死刑数据官方报导不足1100例，当然中国的死刑数是绝对的机密，就以目前处决1万死刑犯来计算，那么这些死刑犯中有多少人可能提供器官呢？受“人死也要全尸”的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人一般不愿意器官捐赠，同意出卖器官的死刑犯及家属只是极少数，据知情者说，死刑犯本人或者家属同意捐赠器官的比例不到5%，无人收殓的比例最多5%。这样死刑犯真正可以提供器官捐赠的人数每年最多1000人左右。
显然，中国如此大的移植数量和器官配型速度，仅靠捐献和死刑犯提供甚至把黑帮绑架都算上也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的。
也就是说，除死刑犯之外，还得有一个巨大的由中国卫生部以外的更有力部门控制的更加秘密的“死刑犯”活体器官库，随需摘取，源源不断地提供活体器官，用于“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八）移植器官”。
这个更加秘密的“死刑犯”活体器官库的存在，以及谁是这百分之九十八器官源的幕后操控者，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关键。
◆国家统一控制的巨大“活体器官库”
考虑到器官移植中配对的难度，心脏、肝脏是人不可缺少的关键器官，加上中国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志愿捐献器官的系统，和中国人不愿死后捐献器官的文化特点，上面这些惊人的反常数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有一个受控的巨大“活体器官库”，等待着病人的配对（在国外，是病人等待器官）。这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有如下的特点：
1. 由政府控制。
2. 活体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身安全保障，关键器官随时被摘取。
3. 抽血化验等都事先准备就绪，储存在数据库中供使用。
4. 病人来后，一旦发现一个合适的配对，该活体就被拉出去摘取器官。
5. 摘取器官地点在军队、警察系统。
这个“活体器官库”对于许多内部人（尤其是医生）都是公开的秘密。位于上海的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的医生对国际咨询人员说：“我们是国家统一有（器官）来源的，这个呢我们怎么讲呢……只有医生知道啦。”
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是招揽生意的国际窗口，在“中国脏器移植实际情况”的说明中点出了关键，“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被删除）
曾经以五种语言面向全世界招揽病人的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宣称同样的精神：“……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如此之多，这全归功于政府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部和民政部共同颁布了一项法律，以确保器官捐献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障。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盗取器官黑幕被揭开后，被删除）
◆ 活体器官库大部份是法轮功学员
江泽民曾经密令：“对法轮功怎么处理都不过份”。中共政府的内部规定早就允许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即中共政府从“法律”上支持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但是同时要对器官的来源“严格保密”。
1、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增长与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加剧是同步的：1999年之前，在全中国有22个肝脏移植中心，而到2006年4月中，中国已经有至少500家移植中心，1998年为止整个中国的肝脏移植手术共有135例，而仅2005年一年中，就有超过4000例肝脏移植手术。肾脏移植更明显（1998年3,596例移植，2005年进行了10,000例移植）。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研讨会上公布，目前中国大陆有五百多家医院开展肝移植，每年完成的肝移植大约为三千五百例，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实际数据至少是公开公布数据的三倍。即从一九九九年以后全国肝器官移植数量大幅增加。
2、验血和体检：我们了解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有系统的验血和体检。我们所听到的相当数量的证词以及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证明，这种验血和体检确实存在。为什么这些学员被验血和体检？而其他犯人没有？
大家都知道，验血和器官健康与否是器官移植的先决步骤。器官供体必须与接受者相匹配，这样，接受者的抗体才不会排斥供体的器官。
3、证人的出现：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早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慧网就登出一条消息，说“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其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令人发指。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但是当时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二零零六年三月，这个黑幕终于被撕开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一位化名为“皮特”的记者披露，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地区有一个秘密监狱，关押六千多位法轮功学员。关进去的法轮功学员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的，他们最后会被杀掉，他们的内脏会被摘取，送至各个医疗单位去，以牟取暴利，遇害的法轮功学员被焚尸灭迹。
三月十七日，一位曾在苏家屯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工作的证人（后来化名为“安妮”）进一步指证，二零零一年开始有六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该集中营，迄今无人生还。她说，她的前夫是该院主刀外科医生，曾告诉她，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前的两年中，他曾亲手摘取了约两千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这些眼角膜“捐献者”们无人活下来，因为他们的内脏器官随后被其他外科医生活体摘取，甚至连他们的骨髓、头发、皮肤和脂肪也被攫取贩卖，最后被扔进焚尸炉焚化灭迹。这“运作”从二零零一年就开始了，二零零二年达到高峰。
随后不久，三月三十一日，一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一名老军医”（下称“老军医”）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三十六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
“老军医”透露：“在我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一万四千人被集中关押。”
“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份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要多几倍。例如：如果官方公开的是一年是3万例，那么实际进行的数量应是11万例，这也是中国器官移植价格剧降的根本原因。由于有巨大的活体来源，因此，许多的军事背景的医院在公开上报的同时，私下也大规模的进行独立的器官移植，导致实际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统计。”
这三位证人都不是法轮功学员。
4、国际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虽然中共“邀请”国际社会来调查，但是中国大使馆拒绝国际第三方进入中国进行实地独立调查。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梅特斯（David Matas）宣布发起独立调查，他们于七月六日完成调查报告。
该两位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十八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Proof and disproof），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乔高指出，中共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法轮功、逮捕学员，不少学员失踪，被送进劳教所失去联络，经过他们数年的追踪调查、采证，有十八个理由认为中共就是以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作为“供体库”，让全世界迫切要做器官移植的人，在短时间内可以取得活体。乔高表示，截至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成长近三倍；这些器官的取得都非志愿捐赠，而是来自移植库。报告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 中共的欺骗掩盖
证人的陆续出现，不仅震动国际社会，也震慑中共。中共惯用的就是欺骗和掩盖。
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被曝光的第二天（三月九日），为了掩盖事实，那些相关网站上的信息被删除或修改了。
例如，设在沈阳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透露的“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等内容被删除了。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肝移植中心主任陈规划主持完成了一千多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被去掉了一个零，变成了一百多例。
同时中共转移和销毁了证据。在三月二十八日，经过了三个星期的沉默、转移和销毁了证据之后，中共外交部终于出面回应苏家屯集中营事件，首先否认集中营的存在，同时“邀请”记者去苏家屯调查。既然没有集中营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邀请调查而在三个星期后才邀请，为什么不在媒体上告诉国民绝无此事。
◆ 三名参加活体器官移植的医生在美国被刑事起诉
二零零六年七月下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首届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七月二十四日，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忠华，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朱同玉被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对于未经监狱受刑人的同意，从受刑人身上，包括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并且盗卖牟利的行为应负起主犯或是从犯的刑事责任，尤其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不仅是触犯酷刑罪，更是同时触犯国际刑事法上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
七月二十六日，来美国参加该会议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被法轮功团体控告触犯酷刑罪。控告沈中阳的主要根据为：其所任职的医院医生在电话录音中承认该医院器官移植的来源有法轮功学员，控告所依据的美国法律及国际法与控告陈忠华及朱同玉的相同，被告违反了美国“酷刑法”（Title 18 USCA Section2340）和1994年美国所批准生效的“酷刑公约”等相关国际人权公约规定。
据悉，沈中阳、陈忠华和朱同玉在接到诉状后，都立即匆匆离开美国。
◆ 后记
据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庞大的器官移植中，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器官来源是合法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器官来源有问题或者来路不明，不符合一九九一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换句话说，中国器官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来源都是非法的，并且是以军队为主导的、政府统一由公检法、医院共同参加的国家犯罪活动。
从上面的调查数据可知，中国有一个巨大的活体器官库，而活体器官库的主要提供人是惨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人觉得，共产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其实中共进行的灭绝人性的器官大买卖和每个人都很大关系：中国的器官移植充满血腥和罪恶，妇女儿童、社会弱势阶层成为绑匪偷割器官的对象，病人死亡后被黑医生盗割器官，死刑犯被摘取的器官，法轮功学员（主要来源）器官被活体摘取。这些人遍及社会各阶层，这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人，或亲朋好友都有着潜在的受害危险。
中共盗取人体器官不仅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也关系整个人类的文明和道义。全世界的人都要站起来反对中共盗取人体器官，制止中共的国家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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