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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侃侃而谈节目，那么在这一次的漫谈党文化节目中呢，我们又请了杨景端先生，跟我们继续谈一下党文化的现象。
金然：上一次我们谈到郭沫若--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这一回呢我们还要谈一个相关的党文化现象，我们还是先看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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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家中
分镜头：
1 男子A走进房里
2 男子B：上回，我给你推荐了郭沫若，郭老作为研究对象，怎么样我看你最近没动静了。
3 男子A：爸，还说呢，我越查资料越不对劲儿，那郭沫若早年还算才华横溢，到后期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
4 男子B：乱讲！什么叫御用文人，你爸我就是跟着共产党的，有什么不好？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5 男子A：爸，你忘了，共产党当年怎么折腾您的了？光牛棚就住了三年多，饿得您跑到山上去挖野菜吃，后来又当反革命又关两年多。
6 男子B：哎，你还真别说，从狱里出来以后啊，我还真的感激共产党啊，我党伟大就伟大在，它每次犯错误它都能自己改正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再说呢，你妈打你打错了，你还能跟你妈计较吗？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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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这个场景中的老年人到让我们想起一个人叫做“曲啸”，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人，他是被打了二十年的右派，然后吃了很多苦，可是出来以后他到全国各地去演讲，而且是讲：我出来以后啊， 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而且他当时讲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种感觉。
方菲：哎呀，我觉得挺难理解的，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中，很多，普遍的吧，因为共产党一次运动接一次运动，很多在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出来还很感激涕零，至少他不仇恨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是好的，杨景端先生你怎么理解这个现象。
杨先生：其实啊，我有个朋友的爸爸妈妈过去家里的家产是被共产党没收了，那么最近他听说我有个朋友练法轮功啊，对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满啊，他就说：唉，你不能对共产党不满喔，共产党给了我们饭吃啊…所以的确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我今天要讲的现象呢，实际上它还有个名字，名字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个洋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它是在七十年代吧，是在斯德哥尔摩有一家银行，这家银行突然闯进来一群绑匪，绑匪进来以后首先就拿着机关枪啊对着银行一阵狂扫滥射，最后绑架了行里的店员，押在地下室。那么这当中经过了六天的时间，那警察要出来营救他们，结果他们拒绝警察的营救，他们认为警察是来害他们的，而这些个绑匪是在保护他们，最后好不容易把他们营救出来以后呢，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首先这些人拒绝在法庭上作证说这个绑匪有罪，反而说这些人都是好人，其中一个女士还和其中一个绑匪订了婚，另外一个女士呢，组织了个基金会到处筹措资金来为这些绑匪辩护，这个现象发生了以后呢，实质上很特别吧，就管它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变态的情形。
金然：那您刚才提到这是个洋名字，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在国外发生，怎么就这么一个现象拿来对照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界啊？中国的社会现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杨先生：那么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的话你会发现，这共产党在它执政的五十年当中杀害了八千万的同胞。确实很多很多的中国大陆的各界人士都有，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是吧，你要是到海外来批评共产党啊，他就认为你不爱国他就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把共产党当成家人，他把共产党比做母亲，其实呢，你仔细想想母亲跟孩子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产党跟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关系，是吧，它竟然能让我们都相信它是我们的亲人、它是我们的家人，是吧，这个是在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表现，中国的老百姓对共产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包括被共产党迫害的人甚至流亡的人，他看见共产党的时候还是有一种情感在，这个是非常类似的现象。
方菲：那说到这儿，杨先生我想我们先退一步，我在想问一问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心理的形成，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杨先生：其实啊它是来源于人最基本最基本的本能，人的基本本能就是要生存，它是求生的欲望，所以人在那种情况下，他觉得生命可以随时失去的话，那是非常害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强烈的求生的本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绑匪呢，还没杀他们，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感激涕零了，那到这时候呢绑匪还给他们一些水喝，还说了不少好话，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心理就完全倾斜了，认为这是一帮好人，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在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下，也就是说绑匪要对生命构成确实的威胁？第二个呢就是他要给他施以小惠，给他点好处，让他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杀死，而且还有水喝有饭吃，那他的心理就完全倾斜了？第三呢，就是说在这几天当中他和外界完全隔绝了，所以他的思想他的认识都被绑匪灌输给他的。最后一个条件是什么呢，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被困在这里面他感到非常绝望，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就产生了。
方菲：其实这种综合症是对绑匪一种感激，或者甚至是依赖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没有想过你凭什么要来绑架我，你凭什么要来杀我？有没有这种想法。
杨先生：那个时候他这个问题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是吧，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综合症是发生在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他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已经不在他思维？围之内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呢，他是想都不敢想的问题，问也不敢问的问题，是吧，因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求生，我觉得这个你如果对照中国大陆这段时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共它非常能够掌握人的心态和他的弱点，所以呢他从建政开始有权力开始以来，包括“延安整风”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内部的外部的一些运动啊，它都是这个办法，一呢就是让你感觉到它会毫不犹豫的对你开枪，杀你，第二呢，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国家机器这个生活资源、生产资料，它会给你小恩小惠，我会觉得我的工作是党给的，我的房子是党给的，是吧，我上大学的机会是党给的，我受的教育是党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是吧，你这时候大家互相比啊，谁是晋级啊谁涨工资啊，一切都是党的恩惠嘛。
金然：你说到这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例子，你像在美国这儿没有人说我上大学了，我要感谢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也没有人说我开了一个买卖或说我在一个公司提级了，是谁谁谁给我的恩惠…
方菲：你可以一边骂布什你一边拥有你的一切，这完全不矛盾。
杨先生：是这样，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被设计成那个样子了，所以，第一呢它认为它控制你的生命，你的生存权，所以中共说人的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它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拿着枪顶着我的脑袋，对我说：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权。我会一直点头：“没错，是生存权”。
金然：我看到有一个资料上提到，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我，五十年代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说把不听话的知识份子啊，把他分配到农村去，然后不发给他的粮票，是叫粮票吧？
杨先生：对啊。
金然：对，这个我就看着很有意思，就是说我断了你口粮了。
方菲：你要不听我的话。
金然，对，你要不听我的话。
杨先生：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它对你让你感觉到一种惩罚，或是小恩小惠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手段：一个是奖一个是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刚才讲过，它必须要控制你的思想，让你不能够接收到外界的信息，所以呢在过去，为什么中国它封闭了几十年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相信，世界上的人三分之二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台湾同胞啊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美国人啊穷人一大堆啊，什么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是吧？它这时候它就要把你的信息给封闭了。当然现在是比较困难啦，是吧，因为有互联网啊，所以他现在还是同样的方法但是手法比较细腻一些，中国它也建造互联网的网站，表面上让你看到这是一个公共网站，但实际上是它要给你灌输的东西，外面它就封一些它控制不了的网站等等吧，那么这些东西呢它都还是同样的手法，包括让一部份人富起来，它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一种恩惠嘛，我记得上次有人在看到唐人街上游行的时候就说，你们还骂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你能出国吗，我当时就听到有人说，没有共产党我用得着出国吗？（笑）
金然：有时候，一个问题，你换一个角度想，你就可能把很多事情都想通了。
方菲：确实是这样，那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不是说所有人都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杨先生：我觉得有两类人他是不容易得这个综合症，一类人他身上的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精神，就是说“士可杀不可辱”，那么作为一个知识份子，做一个文化人来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他是要对民众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不会因为你是皇帝，他就不会告诉你你犯的错误，是吧，他就不会去阿谀奉承，中国传统文化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那么这类人在任何情况下有一个原则和操守，他情愿以死相谏，那么他也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是不容易得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第二类的人就是他对生命的意义和看法不一样的人，也就是说信神的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是相信佛道神 的，相信人的生命嘛他不是一个肉身，也不是说把你杀了你就没有了，而是生命他有轮回的，灵魂的不灭是最重要的，许多传统小说中说：你杀了我，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吧，他有这种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把道德把原则呢看得比自己的肉身都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理解啊在现在中国社会，真正敢与共产党说不的人啊，都是一群非常有信仰的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现特别突出的有法轮功学员。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所以他不怕死，你这个对他来说呢，你这一切都不起作用。
金然：那么您认为如果说这个社会很大一部份人他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而且还一直这样的话，对社会及整个人群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杨先生：比如说，我们在精神病学上有个叫创伤应急后综合症，那么这综合症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受伤了以后他就不愿意再回忆，很痛苦嘛，所以呢他就要回避任何引起他回忆的东西，所以他在表现上比较回避，很多知识份子？作家来说，唉，你不让我写这个话题，我就不写这话题，他就绕过去？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麻木，因为人啊，说实在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有良知的很有善心的，那么他看到不好的事情的话，他会感到痛苦，那么中国发生这个痛苦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所以人为了一种平衡的心理保护啊，他就必须变得很麻木，所以你再跟我讲有多少人被迫害死了，“多少人”在他只是一个数字了。
金然：所以说这是一个病症，是一个症状，而且是一个整个社会的症状。好，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方菲：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