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颠覆毁灭了五千年中华传统和价值观，对中国人心灵和道德的摧残破坏一直延续至今日。
图为1966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前的疯狂红海洋。（网络图片）
（大纪元记者李明综合报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虽然仍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实际上，文革中被毛泽东打倒的邓小平重新上台，从此掌握了中共的领导大权。
34 年后的2011年7月，《人民日报》在回顾中共90年的专题报道中，只用78个字、极其简单地称“十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到‘文革’结束时，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度老调重弹，把文革的罪责推给众所周知的所谓“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而中共继续得以“伟大、光荣、正确”。
2011年7月，《人民日报》在回顾中共90年的专题报道中，再度老调重弹，把文革的罪责推给
“反革命集团”（指所谓的“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网络截图）。
事实上，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煽动阶级斗争和血腥暴力，中国至少有6亿人被波及遭殃，至少773万人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彻底切断了炎黄子孙与中华历史、传统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联系，颠覆毁灭了五千年中华传统和价值观，对中国人心灵和道德的摧残破坏一直延续至今日。
经济濒临崩溃 百姓赤贫 青年荒废学业
文革使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造成中国人民生活贫困，教育科学领域出现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广大青少年学业荒废，不学无术，只懂得党文化的“斗争”哲学。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定量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卡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
比起城市居民，中国农民的生活更悲惨。1977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任后，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安徽一个20多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 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万里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中共的媒体还曾经披露，万里等人在安徽调研时，亲眼目睹有农民全家躲在一条被子底下，不敢起身见万里等领导，因为他们全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连17~18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
文革十年间，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干部的业务被荒废，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被长期中断，中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据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大陆文盲和半文盲多达2.3亿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文革增加的。
红卫兵 ——被中共抛弃、耍弄的一代
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前的疯狂红海洋。（网络图片）
文革期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前的疯狂红海洋。(AFP/Getty Images)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阶级斗争”理论掀起文革血腥暴力后，大批红卫兵开始进入疯狂状态，在中共高层和各级党组织的煽动下，红卫兵们“打、砸、抢”，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
强迫出家人辱骂诋毁神佛（网络图片）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中共唆使下，砸孔庙、辱圣人。（网络图片）
1968年，当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后，大批红卫兵发现自己成了不被社会接纳的人，社会秩序已经被破坏砸烂了，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城市初、 高中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
于是，毛泽东一声令下，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美国之音报道，这导致大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多年，影响到的知青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
1976年，浙江泰顺县战州知青点，知青开山造田。（网络图片）
“上山下乡”使包括红卫兵在内的知青们在艰苦落后的农村地区耽误了学业和事业，浪费了青春，失去了最佳年华。
1976年，浙江黄坑知青点，知青集体劳动开山坡。（网络图片）
大陆媒体和互联网上有多篇报道，在云南、新疆、北大荒（黑龙江、内蒙）等地区，知青被迫害甚至强奸的事件不断发生。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80年代，全国各地的大多数知青，经过多年英勇不屈的顽强抗争，包括到各级中共政府门前静坐、公开打横幅请愿、游行、卧轨自杀等方式，用实际行动否定了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运动，历经艰辛才终于返回了城市。
山西某地知青游行，要求返回北京。（网络图片）
知青连同他们的子女来到北京游行，要求停止“上山下乡”运动，
让他们返回城市回家。（网络图片）
可是，仍有部分知青因为各种不得已的原因不得不与当地农民结婚。直到1980年，与农民结婚的知青总数还有43万人，他们必须得忍受农村的艰苦并且永远没有回城的希望，除非离婚。
网络有评论总结说：上千万知青的命运开始时是类似的，但结局却迥异。突起的精英是少数，沉淀在社会底层、默默地承受改革阵痛、过着百味人生的才是大多数。
文革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真相仍被掩盖
在文革之后的岁月里，众多的海内外学者和舆论媒体指出，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本土，中共对这场给中华民族造成史无前例的灾难从来就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相反，中共官方还一直刻意掩盖文革真相，淡化人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并且多方压制大陆民间反思和批判共产党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中共在教科书里也对文革轻描淡写，愚弄下一代。
新唐人电视台主持人林丹指出，因为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反思和彻底否定文革。文革之后的三十多年以来，类似文革的悲剧并未中断。1989年的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震惊世界。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镇压，正是一次文革的重演。全民揭批，检举株连，其手段与文革何其相似；严刑威逼，活摘器官，其暴虐比文革更加凶残。
1989年六四期间，学生们自行车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时的盛况。
一个学生在口和额头上扎上布带：“还我人权－－我要说话”，
以示声援北京新闻界记者们的请愿活动。（网络图片）
1999年7月20日之后，中共警察在天安门广场
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明慧网图片）
2006 年，旅居美国的著名文革学者宋永毅先生，在纽约文革40周年研讨会期间表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犯罪的结果，中共体制是文革发生的根源。他认为，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的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三十多年以来，中共一直有意淡化中共和毛泽东在文革中的罪恶，把文革罪责推给所谓的“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许多海内外学者指出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称，中共不敢彻底否定文革，因为彻底否定必须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
他分析指出，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到1966年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作了中国共产党的31年“伟大领袖”。换句话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共产党做的；共产党做的事，也就是毛泽东做的。所以，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当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起码是要否定文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
辛灏年先生表示，中共发动的无数次政治运动，涂炭了多少无辜的生灵，然而它依然是“伟大光荣正确”，并牢牢的掌握着统治权力，正是这种替罪羊的机制，使它不仅一次次的逃脱了罪责，而且迷惑了无数善良的百姓，人们对它的平反昭雪感恩戴德，对一切向前看，而既往不咎。
对林彪事件有深入而独到思考的著名政论家陈破空先生2007年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文革中，毛泽东大量打倒和迫害中共老干部，林彪并不赞同。大量资料证明，说林彪迫害老干部，是毛泽东的栽赃和嫁祸。就连贺龙（中共元帅）、罗瑞卿（中共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案子，原先都说是林彪要迫害他们，现在查明，都是毛泽东一人做主，非要加害不可，与林彪毫无关系。
江青的第一任专职机要秘书阎长贵，在文革后也曾经公开表示说：“江青的权力是谁给的？不能说是人民给的吧！把‘文革’的责任都推给江青以及林彪，他们两人也担不起来。”
事实上，在中共特别法庭上，江青就否认对其罪行的指控，她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并且反驳说（大意）：为什么所有的决定都是大家举手决定的， 最后却要我承担？
反思文革：摧残的是中国人的灵魂和道德
海内外民众要求反思文革的强烈呼声一刻不曾停止。大陆网友“超级炮灰”表示，不深刻反思文革，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可言，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文革的研究在国内依然是禁区。
香港媒体有评论指出，“文革”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比任何其他层面要来得更深刻和影响深远。如果说，“文革”的结局首先是政治层面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对“文革”进行文化上的清算，因为“文革”残害的是中国人的灵魂。
“文革”到底把中国人改造成了什么？网友傅纪辉认为, “文革”把中国变成了“六无”：无产、无知、无情、无法、无德、无美。最后造成了道德的彻底缺失。中国再无道德规范可言，剩下的只是斗争哲学，阶级性、党性原则。“卑鄙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网络图片）
1967年，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大会（网络图片）
有评论说“文革”扭曲了中国人的灵魂和道德价值观。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一批中共老革命及其家属，包括王光美和刘少奇之子刘源、跟彭德怀一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大将黄克诚、被迫害死的副总理陶铸妻子曾志，在“文革”过后获得“平反”后，非但不带头批判暴君毛泽东，反而站出来为毛和中共暴政涂脂抹粉。“文革”几乎彻底摧毁中华的精神贵族和道德良心，中国人从此在更加恐惧的状态下生活，扭曲的心智被党文化充塞。
中共大将黄克诚1959年跟元帅彭德怀一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
“文革”中被批斗20多次。图为批斗元帅彭德怀（网络图片）
对此，《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王光美、刘源向毛氏后人表示和好，无可非议；但向毛氏本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就凭王光美、黄克诚、曾志为毛和中共暴政涂脂抹粉的几句话，便足以把人们原有的同情与敬意一扫而光。这不是悲剧，甚至也不是喜剧。这是闹剧，是丑剧。他们偏偏反过来认贼作父，这对于被迫害致死的刘少奇、陶铸等人无异于第二次杀害。
中国人为何不敢面对文革？作家梁京表示，不敢正视昨日之荒唐，是因为今日仍在荒唐之中。遗憾的是，从大陆对待文革的态度来看，中国还远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他仍然以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