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目击者说：“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离路障约100米处，
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资料图片）
【大纪元2017年06月02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李珮瑜编写）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别以为它与时俱进不会杀人了。1989年中共在天安门屠杀学生的真相仍被掩盖，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学员，甚至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至今未停止。
八九六四屠杀事件到今年已经是第28周年了。在中国大陆，公开谈论它的真相、纪念遇难者仍然受到严禁。回顾这段鲜活而痛苦的历史，有助于人们明辨是非、分清正邪。本文根据陈小雅去年出版的《八九民运史》修订版部分内容摘编整理而成。
（续前文）
木樨地：“他们开枪了！”——大开杀戒
不久，情况发生了逆转。对峙持续到11:00整，大概是这支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枪声突然响了。几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目睹了这个变化过程，“学生们迎著士兵前进，试图阻挡士兵的前进。”“北京大学的李平上前走到士兵和平民之间的空地上准备与士兵对话，一排子弹打来击中了他。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倒下了。当我和其他两个学生冲上去把他往回抬时，又是一排子弹打来，打中了我们当中一人的前臂。我们把伤员抬到复兴医院。由于李平被击中头部，而且大量出血，很快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学生们愤怒极了。”
据一位当时刚刚到达木樨地的“外国新闻采访组”成员回忆：“人群对我们高喊‘他们开枪了’。当车开往木樨地时，我们听到了自动武器的持续枪声。在木樨地路口，出现了一些救护车，我们紧随着一辆救护车到达了复兴医院。平均每分钟都有自行车或三轮车送来一位伤员。”
当时，复兴医院的主楼正在施工，进入急诊室必须经过一个二三十米长的夹道，夹道只有一米多宽。仅仅十几分钟内，成百上千的伤员和救护者涌过这条夹道，伤员的血与护送者的脚印，将这条通道弄得“泥泞不堪”。在急诊室里横七竖八的全是伤者和死者。
家住木樨地北里的王庆元回忆：“由于伤者太多，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更为严重的是血库的血浆很快告罄，很多伤员就因为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中年男子，体壮如牛，工人模样，左臂有一枪伤，仅一筷子大的小洞，血流如注，但其面无惧色，任其流淌一地，经过者无不惊呼，促其尽快止血。他一脸豪气地说‘没事儿，这仇迟早要报’。大约仅半个钟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看见过道边伏尸一具，仔细端详确已没气，左臂上如筷子大小的洞还在，此人正是刚才那位一脸豪气的男子。”
部队是否在11:00前接到了新的不可抗拒的命令？真相仍需等待档案解密。但这个时间，恰好是前往军事博物馆开会的38军副军长张美远回到部队的时间。另外，沈阳军区40军少将军长吴家民的回忆也佐证了这个估计。此时，他的军队正被阻隔在北京城东北角的三元桥和东直门一带。
据吴家民回忆，“6月3日23:10，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说有重要指示传达。我见了他，他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命令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他刚传达完，军区前指也来指示，通报了万寿路37戒严部队鸣枪示警驱散人群，迅速开进的情况。”这两段文字，都明白无误地证实，在那个时间段，上级确实通过正式渠道，发布了“可以开枪”的暗示。
一些目击者事后回忆：
“大约夜里11:20，部队开始向木樨地的人群扫射。我身旁的一位妇女中弹后只哼了一下便倒在地上，鲜血从弹孔里喷出，可能她已经死了。”〔1〕
“当我们（从复兴医院）回到木樨地时，部队又向前推进了几米。士兵们对着学生和平民不停地射击。……我们得到在复兴医院死去的19个平民的姓名。”〔2〕
“大约在午夜，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距离路障约100米处，士兵正在胡乱开枪。死尸和伤员横在街上……我在地上发现了两种武器的弹壳：AK-47型和58口径机枪。”〔3〕
“截至6月4日凌晨2:45，光是复兴医院就有26人死亡……一些身着白大褂带有红十字号的救护人员也被打伤，并送到复兴医院。”〔4〕
学生钟罗白回忆道：“当我们来到木樨地时，就见到数千人聚集在路口，有学生，也有市民，许多人眼里涌出悲愤的泪水……”有几百人尾随着部队。“短促的枪声，使人们停下来，纷纷卧倒在地。”“我们尾随着人群，也卧倒了，当我的手伏在地上时，觉得黏黏的，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滩血，我衬衫的下摆被染成红色。这时枪声停了下来，我和叶傅连忙将这滩血拍照下来……最后无法再拍了，因为太多了，每隔三五米，就有一滩血，有的血很厚。幽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黑色柏油路上，布满了人们踏了血迹而留下的暗红色的脚印。”
“惊魂不定的人们，又重新集聚起来，高呼‘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审判你们！’枪声又响了，人们开始重新卧倒，又重新救护倒下的受伤者，后面的人又重新走在前面。就这样，每行进10米，需要5分钟，这5分钟内，至少要倒下四五个人。”
6月4日凌晨1:00，当38军开过之后，王晓明骑车来到木樨地，仔细观看了流血的情况：“在木樨地交叉口，我看到八大滩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1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30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口处约有3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变黑。”〔5〕
木樨地周边道路示意图。（陈小雅标注，翻摄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修订版）
22号楼（部长楼）：在家不出去也中弹死亡
近6月3日午夜12:00，人民日报总编室收到记者从木樨地打回的电话：“军队向平民开枪，伤亡惨重！”接着是这个地段的22楼（一般叫部长楼）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关山复的一位家人打来的，说他家的女婿、在冶金部工作的尹敬，只是去厨房取水，刚刚把灯打开，就被军队从街上打来的子弹击中，当场身亡，时年36岁。
6月3日晚居住在同一栋楼第14层的中联部前副部长李初梨家的四川老保姆，因探身于阳台，也腹部中弹死亡。在同一栋楼中居住的另一位老人，家中靠大街的墙上也被打穿一个“碗口粗”的大洞。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王淦昌。另一位居住在同一幢楼上的中共前总书记李立三之遗孀李莎家，子弹穿过窗户碰在墙壁上，落在她面前。
复兴门：士兵持枪追杀民众，急诊室的血没了脚脖子
木樨地被突破后，部队开到复兴门。据丁一岚回忆：“此时来了两队大学生，一队一二十人，持大旗开进部队与群众之间。学生派代表与部队谈判，要求部队不要进城。部队拒绝要求。部队开枪将谈判的两个学生中的一个击毙了。”
燕京饭店附近，路口南侧有许多人躲在暗处观看，但是没有人敢到复外大街边上站着，因为这里的枪声仍是响个不停。没有人用砖头石子袭击军人，也没有人喊口号，但军人只要发现有人看他们，立刻无情地开火，身边一座正在施工的大楼被子弹打得火星迸射。
家居木樨地的陈晖叙述，6月3日晚，他躲在三里河路边树丛中，亲眼见士兵持枪追杀一青年，对准青年藏身的花坛扫射。此后他又在燕京饭店附近街口，见一士兵持枪追杀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女孩），直追至女孩钻进一铁桌底，打死为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李相证实了陈晖所说的：“有一个14岁的卖烟的小女孩，背对着烟摊，蹲在烟摊下面，但有半截脑壳没低下去。结果那半截脑壳被击中……是蹲下，背对着，头没低下来。大家都在议论，这是什么‘暴徒’啊？！”
事后，儿童医院参与抢救的一位护士长告诉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部队到达复兴门立交桥不久，儿童医院很快就被送来的伤员塞满了：“急诊室的血也是没了脚脖子。儿童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尺寸都比较小，但当时也只能在这个条件下进行抢救。开始他们还对送来的伤员逐一进行登记，以便以后向本人或所在单位收取费用，但到了12:00时，电台播出了中央告全国人民书，指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个定性将使所有的受伤者有受到迫害的可能性，马上决定将名单撕掉，保护伤员。”
“儿童医院主要抢救的是从礼士路到复兴门立交桥这一段的受伤者，仅仅三四百米的范围，送来的伤员达二三百人，死亡者达二十多人。”
杨继绳循着另一条与复外大街平行的街道一路东行，来到了阜城门内大街的人民医院：“这里也是一个大会议室作急诊室，伤员很多，不让记者进入。我问一位大夫这里的死亡人数，他不说。从里面走出一位年轻女护士，见我询问，她拐到没人处对我说，目前死了两个，一男一女。一个打中了心包膜，一个打中了肺，都是二十岁左右。女的书包里还装着课本。护士说着哭了，用两手捂著脸跑了……”
六四屠城（资料图片）
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丁子霖记载，在同一时段、在上述军队开进地区（以木樨地为主）遭枪击致死的，有大学生、中学生，大学老师、工人、中科院研究人员、妇产科实习医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负责人、法院、总政干休所、铁路局职员，国家计委体改司机要秘书（转业军人）、解放军总医院301北门哨兵（武警士兵）、西单民族饭店的厨师。这些遇难者中最小的吕鹏，年龄只有9岁。他（她）们中有的是因为救护别人而丧生，有的死于不准救治。（待续）
注释：
1—4. 国际特赦，《中国：1989年6月的大屠杀及其余波》，1990年4月。
5. 王晓明，《目击实录》，载《华夏文摘》增刊第38期（1994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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