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见网8月28日讯】
中共腐败已深入膏肓
文 ◎ 张海山
“无官不贪”已是当今中国民众最基本的共识。
图片摄于二零零五四月十四日上海普陀。（Getty Images）
就在美国因为新泽西州两名市长贪污二点五万美元全民热议之际，同一时间，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也爆发三大贪污案，数十亿的贪污金额让西方人二次震惊。在中国已见怪不怪的贪污腐败，不仅让人民心死，更让中国一步步走向危险的境地。
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最近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这条新闻，不光在美国本土引发轰动，在中国大陆也被热议。据称，经过十年卧底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日前在新泽西州同步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怀疑涉及贪污和国际洗黑钱活动，逮捕三名市长、两位州议员，以及四十四名犹太教士等人。据美联社报导，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控收受两万五千美元的贿赂。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说：“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
“这点小钱我们村长都看不上。”美国人的震惊却把中国大陆网友给逗乐了，“这点钱，在中国还不够书记几顿饭钱。”
有网友戏称，“堂堂一个市长只贪污二点五万，你以后出去还怎么做人？”还有网友认为“两万五千，到纪委举报，没准人家还不搭理你。”网友说：“这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同样是大新闻啊，发现了多么廉洁的好官啊！”有人呼吁“请把他们送到中国来，不是有人悬赏征清官嘛，这下终于找到了。”
在大陆热门社区论坛，这条消息引起众多网友的冷嘲热讽，但不久该网站就遭封冻。
三大贪污案同时曝光
有趣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真正的东方大鳄们现身西方主流媒体，东西方贪官站在一起，确实让西方人二度震惊。
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英国广播电台BBC在一天七条重要新闻中，就有三条是中国大型企业主管因钜额黑钱而遭审查的新闻。
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贪污受贿上亿元
当日的BBC头条大新闻报导了北京首都机场前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上亿元人民币被执行死刑。然而李培英并不是首都机场第一个因经济问题而被判刑的高官。二零零六年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崔民权，因涉嫌挪用公款一千万，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据法院认定，李培英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三年间，为有关单位在贷款担保等方面谋取利益，李培英索取或收受两千六百六十一万余元。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三年，李培英先后三次私自转出人民币共计八千两百五十万元，由其个人控制使用，后李培英将该款做平帐处理。
今年二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李培英犯受贿罪和贪污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培英八月七日在山东省济南市被执行死刑。据悉李培英是航空业贪污被处极刑的第一人。
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挪用十八亿
BBC的又一条新闻是，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康日新目前正在接受调查，据信其涉及的总额高达十八亿人民币。
据《重庆日报》报导，当局正在调查他在核电招标过程中收取法国核公司贿赂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康日新还被指挪用大量公款在股市炒股，在去年股市遭挫的时候亏损巨大。尽管中共官方没有正式报导此事，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陆各大媒体都在引述这份报导。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多名高官钜额受贿的案例，尤其是在能源、交通以及其他重要领域的国企当中。
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被冻结十六点六亿港元资产
BBC的另外一条中国新闻是，香港法院批准证监会提出的冻结国美电器创办人黄光裕夫妇持有的钜额资产。前中国首富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目前正被拘留调查。他在今年一月辞去了国美电器的董事职务，主席的身份也因而自动终止。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与法新社掌握的法庭文件显示，香港证监会指控黄光裕、杜娟与他们控制的两家公司在证券交易中存在诈欺行为。
目前法庭已颁令冻结黄光裕夫妇及其控股公司在香港持有的价值十六点六亿港元（约二点一四亿美元）的资产。
中国民众已不再关心腐败？
几年来一项关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已经一落千丈，几乎快要被挤出前十名了。分析家说，这不表示中国的腐败问题的减缓，而是国人“哀莫大于心死”，当今民众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无官不贪”。“说狗屎很臭，那不是废话吗！”一篇博客文章这么写道，“不贪污的中共官员，还是共产党员吗？”
当社会绝望之时，百姓的可能反应是同流合污，一齐腐败。全民腐败正在成为可怕的现实，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道德沦丧。人们说在中国，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化妆品、饮品烟酒、服装鞋类、音像制品、药品和农业生产资料最为严重。市面上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木耳、假牛奶、假种子，人们普遍讲假话，学校发假文凭、办假留学，企业做假帐，股票假上市，官方也不甘落后，创造假数位、办理假工程、伪造假民谣，在天安门公然上演假自焚。外国杂志以“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来形容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可说人尽皆知。很多地方都发出同样的声音：再不反腐，中国就会亡于腐败。朱镕基一九九八年上任总理时，提出“二百口棺材”论，说要用一百九十九口来肃贪，留一口给他自己；意思是命豁出去了，一定要消灭中国的贪官腐败。结果十年过去了，棺材原封不动的留给了继任者。
中国腐败问题严重，许多地方指再不反腐，中国就会亡于腐败。
图为二零零七年九月，民众参观“反腐”宣传展。（AFP）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官方新华网推出了专题〈新华视点：地方GDP之和高出全国核算资料的背后〉，被外界推测是胡温中央开始清算“江泽民GDP路线”的序幕。
党国官员皆成富翁
中国所谓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的政治隐患正在逐步显现，在《外交政策》发表的二零零九年最新的“失败国家排名”中，中国已经再次堕入“失败国家”行列（共六十位，中国排名五十七位），其中引发中国堕落的一项重要指标数位就是贫富不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年前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曾有统计说，中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高干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二点一倍”。有统计显示，中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占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三亿多人民，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曾撰文〈中国大陆财产过亿富豪91％是高干子弟〉，文章称，“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两万七千三百一十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千两百二十人，其中，有两千九百三十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四百五十余亿元。考证这些高干子女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外衣下的非法所得。”
奇怪的是中共官方人民网近来发文驳斥“高干子女占中国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说法是以讹传讹，但是文章并没有提出真实具体的资料。而上述赵晓早先发表在新华网上的相关文章却遭到删除。
人民网该篇意在“澄清”的文章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评论。深圳的独立意见人士赵达功表示，只有当局拿出真实的资料才能辟谣。“我认为因为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非常激化的地步了，贫富悬殊太大，而且这个高干子弟，官权结合，无法无天，已经引起社会极大的不满。他辟谣，我认为应该这样来，你提供一个数位，高干子女占用财产到底有多少？你官权结合占有资产有多少？你们进行过调查吗？这个辟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事实依据的话，你辟谣也是枉然的。”
有分析认为，北京当局越来越感受到互联网舆论的威胁；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与对立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自胡锦涛上台之后，在江泽民“垂帘听政”的阴影下，因应于江泽民主义所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曾提出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想以此赢得了“胡温新政”的“温馨”。
但是持续不断的腐败大案要案的出现，胡温新政已经彻底冰冻国人。
许宗衡的密码竞猜
大陆最新流行短消息集锦中有一个关于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段子。说的是许宗衡被双规后，家中一巨型保险柜久不能开。熟悉此货的中纪委官员说：“此乃声控锁，密码多用八个字。于是大家轮流猜试：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上天保佑，升官发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均不灵，无奈，押许市长到现场，许市长清清嗓，正色道：清正廉洁，执政为民！柜门应声而开，满箱金银财宝。”
许宗衡的问题早已有传闻，据称前任市委书记李鸿忠调往湖北时，中央曾让其主持工作几个月，结果告状信像雪片般飞往北京，最终中央决定由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刘玉浦前往深圳主持大局。
根据其旧友师东兵的举报，许宗衡身边培养了一批靠他起家并为他牟利的人，其中就有不少是搞土地起家的。他们在许宗衡活动市长的过程中也为他提供了大批资金，他上台后用审批改变土地和转让土地的名义给这些人作为回报。
同时，许宗衡还为这些人包揽一些大的工程进行倒卖而洗钱。他向国土局、规划局打招呼让某公司中标，承包了盐田港添海工程捞了五亿多元；又亲自活动让他们中标南山区旧城改造的工程。
师东兵举报说，许甚至公开列出卖官标价：一名区级的正职不低于一千万元；大集团正职不低于八百万；一般的局长在五百万到六百万之间。
当师东兵托许办事，却表示不好意思要钱时，许宗衡没给办事，二人因此翻脸，断绝了关系。后来，师东兵被深圳公安局以诈骗为理由抓捕，但因“证据不足”，没有最后起诉。师则一直上告，直到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许忽然被双规。
还有一个笑料，说的是干部反腐倡廉会上，纪委书记讲话：今天的大会以教育为目的，犯过的错一律既往不咎。希望有过贪污受贿的坐在会场左侧；有包二奶行为的坐在会场右侧。片刻，左右两侧各坐一半，只有一人坐中间未动。他说：我既受贿又包二奶改坐哪边？纪委书记说：你水平高，就坐到主席台上来吧。
贪官查处不到百分之一
著名经济学者何清涟在她的文章〈改革三十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中，谈到了这样的一些数据：“中国的司法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党政官员）的犯罪率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法学学者陈忠林曾根据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三年的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报告（简称“两高报告”），计算出这样一组资料：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0.2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0.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言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在职惩治犯罪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六倍。”
据报导，中国贪官中95％都有情妇、二奶。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恐怕就是那个坐在中间的“高手”。此翁因受贿一点九亿余元，一审被判死缓。公开资料显示，陈同海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一点六亿元，创建政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不仅如此，他还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四万。李微在与此二人保持亲密私人关系的同时，渗入青岛地产界大发横财。
有报导说，青岛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刘青峰，涉嫌在其执政期间利用工作之便，贪污受贿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被山东省检察部门带走调查。这是继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韬两名“博士院长”涉贪被捕后，又一名具有博士头衔的中国高级司法官员涉嫌腐败。被带走的还有三名法官，而青岛四方区法院院长邱卫东，则传出因贪污腐败案而畏罪自杀。该案件还未在官方正式公开。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胡星斗表示，贪官的腐败程度，和他们的学历并无关系。胡星斗说，虽然中国政府一直表示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但是在真正的司法实践中，却经常违背法治原则，人治大于法治。
“中国政府对打击腐败、贪污一直是非常重视，无论是行政官员的腐败，组织领域的腐败，人事上的腐败，商业上的腐败，还是司法领域腐败，一直是采取严打的措施。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按照世界的平均查处率来看，中国仅查处了1％还不到。”胡星斗表示，在中国政府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打击腐败，治标不治本。
按照世界的平均查处率来看，中国腐败、贪污仅查处不到1％。
在中国政府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打击腐败，治标不治本。（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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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包养了中国的黑恶势力？
文 ◎ 牟传珩
黑恶势力组织在没有舆论监督和缺乏独立司法制度保障的前提下，
越来越膨胀，已渗透到政权骨髓。（Getty Images）
中国黑恶势力不断滋长、扩大，甚至渗透到党政机关内，撼动中共执政地位。到底是谁包养了黑恶势力，让他们不仅可以坐拥高官、拥有钜资？还可以公然欺凌民众不受制裁？如今背后的黑手逐渐浮出……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强调要防止黑恶势力渗透到党政机关内，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为此发出“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其中提出各地区、各部门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要求。北京八月九日最新消息称：最高法院向媒体公布，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二零零九年六月，全国法院一审共受理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起诉的案件一千两百六十五件，一万四千一百零七人。一审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审结的案件共一千一百四十件，一万两千六百四十四人。此据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左右。
在当今中国，黑恶势力为什么屡打不衰，越做越大，直到威胁统治者的政治利益，令中共最高层恐慌。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到底是谁让黑恶势力代表们发财、升官，而且能让他们头顶着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一道道耀眼的光环？
官方也公开承认“官”匪勾结
此据《广州日报》二零零九年八月九日报导：重庆司法界一位不具名人士透露，最近该市抓获的黑恶势力头目中，黎强、陈明亮、龚刚模都是亿万富翁，在行业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渝强公司董事长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江州实业董事长陈明亮是渝中区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形容，这些黑社会头面人物已有了合法外衣，以商养黑、以黑富商。据当地媒体八月三日的报导称，“重庆的涉黑案件的总体特点是时间长、跨度大、背景深、人数多、品质高、影响恶劣。”据王立军披露：当地黑恶势力仅“放水”（放高利贷）就放了三百多亿元。二零零八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为九百六十三亿元，当地黑恶势力放出的三百多亿元相当于该市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在中国内地，一些亿万富豪不只以黑帮的手法争夺地盘、行业利益，旗下的保安队堪比黑社会，更有富豪私自招兵买马，以治安联防队、民兵等形式，组建、操控私人武装。他们可以“合法”持有枪枝弹药。
据未证实的消息称，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地的私人武装不少于一百万人马。此类黑社会犯罪案件均与党政军公安司法等权力机关的暗中保护有关。这就导致了黑社会案件居高不下，越打越大。有位官方媒体记者写道：曾经有个乡镇领导告诉我，他们向上级部门反映打击黑恶势力的问题，上级的答覆居然是“把它们养大了再说。”此记者问道：“到底是谁养大了涉黑亿万富翁？到底是谁把政治的帽子给了亿万富翁？”
目前中国社会乌黑一片，黑恶势力代表常常是亿万富翁，身披耀眼政治光环，并兼有政治权利与管理职能。黑恶势力头目往往“以红遮黑”，“漂白”黑背景，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社会职务和荣誉称号，并通过插手政权的人事安排培植非法利益的代理人。在一些地方出现矛盾之后，百姓往往不找政府，政府也不找百姓，而是都找“黑恶势力”来摆平。
中国黑恶势力头目往往“以红遮黑”，“漂白”黑背景，插手政权，牟取非法利益。
出现矛盾时又以“黑恶势力”来摆平。（Getty Images）
二零零九年七月八日，国务委员、中共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委召开的全国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防止黑恶份子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操纵选举、把持政权。”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局长杜航伟日前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受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影响，少数党政干部腐化堕落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中国公安部警务督察局副局长郑百岗曾被迫公开承认，“中国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象。”由此可见，现在连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官”匪勾结。
警察利用黑恶势力打压民众
然而，政府在面对当前公民维权运动高涨的现实，却又常常为了“政局稳定”的“核心利益”，操纵、利用黑恶势力充当威慑、打压民众的工具。在当今中国，不少维权人士和抗议民众被黑恶势力跟踪、辱骂、殴打，警察往往坐视不管。
例如，曾参与广州太石村维权工作的律师唐荆陵，遭到官方暗中指使的人跟踪和殴打；维权人士赵昕在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沟游览期间在一家酒店遭到七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吕邦列陪同英国《卫报》一名记者前往广州番禺太石村进行调查时被黑社会痛打至昏迷；山东大学七十五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于今年四月四日清明节赴山东济南的英雄山烈士陵园，在山上遭到五名便衣性质的黑社会暴徒殴打，被送到山东齐鲁医院抢救。此类个案举不胜举，充份力证了中国大陆官方利用黑社会，或者直接扮演黑社会角色达到目的。
如今，一些本该护法的警察，竟为黑社会保驾护航。此据官方媒体报导，在辽宁盘锦的刘晓军涉黑团伙案中，二十二名警察充当了黑社会保护伞，而且该团伙骨干份子里就有原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军；在辽宁葫芦岛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原副支队长张绍忠充当该市“黑老大”刘中东的保护伞；在广西百色市原两任公安局长农家益和李红专、原副局长林树舂、黄政贤、原政委马斯克等，长期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赌场和色情场所提供庇护；永州市东安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兼交警大队长夏再生，为以蒋齐心为首的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甚至把交警专用车都给了蒋齐心用。更为典型的是，吉林省长春市的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不仅一九九五年调入了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还当上了刑警队侦查员，他自己就扬言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可见，黑社会势力在今日中国如此猖獗。其实官员们充当保护伞也不是白干的。黑恶势力鱼肉百姓，保护伞从中分成，黑恶势力敛财越多，保护伞分的越多。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份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
黑恶势力已渗透到政权骨髓
何清涟曾在分析中国政府行为黑社会化的表现时说：“第一类是最早开始出现的一些行为，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尤其是工商、税务、公安部门直接雇用一些地方恶霸和黑社会成员帮助执行公务；第二类是政府官员本身就有黑社会成员的身份；第三类是政府公然与黑社会组织合作，共同经营经济领域的业务。”《中国青年报》曾报导过，警方破获了齐齐哈尔市的中国最大黑帮组织，逮捕包括首领张氏兄弟在内的嫌犯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十多名法官、警官和看守所所长，缴获不法所得一点二亿元。众所周知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为什么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当时的沈阳原市委书记慕绥新、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以及一干政府部门主要领导与他们整天狼狈为奸。
如今，在全国有许多类似沈阳刘涌黑社会控制政府，进行黑社会式的暴力恐怖统治；在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买黑社会杀妻，参与此案的都是市长、公安局长，他们自己就已经成为了黑社会，只不过是穿着制服、头顶乌纱的黑社会而已；在河北定州黑社会打手袭击绳油村村民造成六死数十人伤大案，更是在政府默许之下野蛮发生的；在广州番禺太石村村民依法“罢官”事件中，官方采取了同样的黑社会手法，威胁、收买、绑架、殴打，一切黑社会惯用的手法都使出来了。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一些军人也卷入地方的冲突，成为政府和富商征地、拆迁的帮凶，这是否意味着军商黑勾结的问题？
目前，官方在暴力拆迁、暴力阻挠上访、暴力霸占土地、暴力阻止采访等一系列问题上，除了动用警察、军队镇压之外，或明或暗地借助黑社会或扮演黑社会进行，致使黑社会的手能够伸入党政司法各部门，让黑顶商人入主政坛、升官发财，有的甚至能插手党政机关人事任免，可谓呼风唤雨，威力无穷，由此才导致了中国的公共权力不是为民所用，而是为黑社会所用，纵容黑恶势力一个个从小到大，甚至于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
中共官方在暴力拆迁时，或明或暗地藉助黑社会进行，
致使黑社会渗入党政司法各部门。（Getty Images）
眼下，黑恶势力组织在没有舆论监督和缺乏独立司法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越来越膨胀，已渗透到政权骨髓。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在北京模式的“GDP主义”发展过程中，官方有意吸引黑道介入经济和利用黑社会维持稳定，才最终导致了权、商、黑势力相互盘结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制度性造成黑势力做大的根本原因。行文至此，究竟是谁包养了中国的黑恶势力？其结论已经昭然若揭了。（转自自由圣火，小标为编者所加）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35期“封面故事”栏目（2009/08/20出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