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
【大纪元5月24日讯】事隔一年，四川灾区重建仍在牛步中胶着，而腐败和贪污巨额资金的消息却在帐篷和废墟间不胫而走。但最令人痛苦的还是孩子的屈死——究竟多少学校坍塌、多少孩子死亡，在中共户籍管理和学校实名注册制度下，统计遇难学生人数这轻而易举的事，竟被摆弄成了国家机密。
家长要的不是赔偿或审判，只是要个答案。给屈死而冤魂不散的孩子一个公道，给心碎父母一个交代。
面对中共的高压政策，许多家长一年来不屈不饶坚持上访。为了孩子、为了明天，他们正在坚持着。谁能永远压住人的灵魂呢？
压不住的少年魂
文 ◎ 王静雯
四川地震周年，遇难学生人数和倒塌房舍统计成了不能说的机密。一年了，屈死孩子们的冤魂不散，许多家长表示，常常在梦中见到孩子血肉模糊的身影，这令父母心碎。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那一刻地动山摇，房倒屋塌，生灵涂炭。一年后的今天，就在胡锦涛在映秀镇向死难者献花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灾民却被警察挡在家门口。在都江堰，公安挨家挨户地警告家长不准到学校举行哀悼活动，还有家长被强行送出去“旅游”。在绵竹市富新二小，人们不仅没有等来官方承诺的周年纪念活动，连家长自发的集体悼念也被禁止，等来的只有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
就在地震发生的两点半左右，一年前失去孩子的张登建却在戒备森严、冷冷清清的富新二小被警察拘留。看着坍塌的校舍，想起死去的孩子，张登建的心再次被撕裂。就在这时，富新镇原镇长邓裕龙嘲讽地对他说：“你这个傻瓜，又想哭了吗？”张登建一听顿时怒火万丈，顺手将手里的矿泉水朝邓泼过去。就这样，张登建被警察抓起来，说是要行政拘留十天。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日，北川老县城开禁，民众进城祭奠遇难亲人。（Getty Images）
被掩盖成秘密的学生死亡人数
尽管地震已过去一年，但四川灾区的重建却如牛车一般缓慢前行。据中共官方透露，至今仍有一百五十万民宅等待重建。预计农村住宅重建将在年底完成，而都市重建工作只有四成动工，仅9％完工。官方还承认，部份赈灾资金遭地方官员贪污盗用，影响了重建进度，百姓生活恢复缓慢。
然而最令人痛苦的还是孩子们的屈死。地震中多少学校坍塌、多少孩子死亡，四川当局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数据。按照中共的户籍管理和学校实名注册制度，中共真要想统计遇难学生人数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九月新学期开学后。然而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被中共摆弄成了国家机密。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官方称大约三千三百四十所学校需要重建，十二月又有国家安全标准部门官员称，有一万四千所学校严重受损，到了二零零九年三月，有报纸称九千一百四十五所学校需要重建，目前官方最常引用的数据是七千多校舍坍塌。
地震发生后不久，曾有官方报纸称有九千名学生和教师身亡，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内部通报学生死亡人数为六千三百七十六人，但自从揭出“豆腐渣工程”丑闻后，相关统计数字就一直未再公布。直到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呼吁开展民间调查，并部份收集到五千多有名有姓的死亡学生名单后，官方才在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五天，公布死亡学生人数五千三百三十五人，但没有具体名单。民间则普遍流传学生死亡人数超过三万人的说法。在北川等重灾区，几乎一代人被埋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坍塌的校舍里。
面对坍塌校舍旁其他建筑屹立不倒的怪异景象，去年五月十六日胡锦涛宣布，要彻底调查为何大批学校倒塌，如有任何人被发现与“豆腐渣”工程有关，将受到严厉惩处。然而一周年过去了，中共官方的腔调开始变样了。
荒谬百出的四川省政府通报
地震周年前夕，四川省政府发出通报称：在国家建设部等有关部委支援下，四川省组织省内外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二千五百余人次，深入灾区开展地震震害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重灾区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很难抵御此次特大地震的破坏，重灾区房屋的倒塌是不可抗拒的。
言外之意，校舍坍塌是天灾，而不是人祸。四月二十一日香港有线新闻Cable News播放了一个三分钟的录像显示，北川中学坍塌，可相临建筑耸立。有网友质疑说，莫非老天爷也畏官怕权，让校舍不可抗拒坍塌，而政府大楼就可抗拒了？若省内外专家都这么说，那真是“纵做鬼也幸福”，某些人的“含泪劝导”也能让人破涕为笑了。
中共否认人祸的存在，但仅对比北川县城和汶川县城的受灾情况，人们就能看出人为因素的重要性。按规定，两地建筑都应达到“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的防震VII级，即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应达到“震而不裂，裂而不倒，倒而不塌”的乙类重要建筑的设防要求。汶川县作为“四川省防震减灾十年规划”的四川省示范县，虽距震中仅五十公里，但在地震中，房屋倒塌率不到20％，人员伤亡也不及6.7％。而北川县因不按建筑要求施工，虽距震中逾一百公里，房屋倒塌却超过90％，人员伤亡率更是一半以上。
有网友提醒说，通报中有个特别的用词值得关注：“这次特大地震对建筑物的破坏在技术上也是有教训可总结的。”既然是天灾不可抗拒，为什么在技术上也有人为教训可以总结的呢？这就是为日后政策变调而给自己预留的开脱伏笔。
四川省的通报还说：“只要有确凿证据证明建筑设计和施工确属存在违法问题的，有关职能机构将依法查处。”有网友评论说，这是顺序颠倒的一个错误说法。有关职能部门应该主动寻找证据，而不是由老百姓去寻找确切证据。没有官方的参与，民间怎么调查也可以说是证据不确凿。
施工图展示的确凿证据
民间统计至少死亡一千三百人的北川中学有三栋教学楼，坍塌的两栋楼分别建于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三年，其中最新建成的那栋在地震中整栋粉碎，水泥沙浆散开，预制板断成多截，露出钢筋又少又细，而相邻一座七十年代建的旧楼却没有多大损毁。
据港媒报导，粉碎性倒塌的“豆腐渣”工程被视为害死一千多名学生的“元凶”。两名曾多次到灾区察看的资深工程师，将北川中学施工图纸与现场废墟比较，直言北川中学豆腐渣工程存在以下六种违规行为：
一、图纸“画得很差”，如每条横梁设计长达二十一米，分成七段，须明确标示每段接驳位加固支撑，但是图纸没有标，地震时横梁整条塌下；
二、图纸要求每条螺纹钢筋直径二点二厘米，但是塌楼钢筋只有直径一点六厘米，使校舍受压能力只余30％；
三、图纸要求每条水泥柱箍筋间距应为十厘米，但是现场达二十厘米，只能抵御三至四级地震；
四、两条螺纹钢筋接驳交叠位须逾八十厘米，但是现场大部份仅交叠三厘米；
五、混合水泥石块大小不能超过直径二厘米，但是现场竟有十厘米直径廉价石块，严重削弱水泥黏合力；
六、横梁钢筋须屈曲成直角，伸延入水泥柱八十四厘米，使梁柱紧紧结合，但是现场发现大量横梁、水泥柱零星四散。
儿子死于地震的王彬，一年来为自己多年前的一笔划算交易痛心不已。几年前他从北川某建筑商那购入一批基石和水泥，价格极为低廉，连他的邻居也买了一批。王彬回忆说：“建筑商销售建筑材料是为了套取现金。”据遇难学生家长的最新调查，北川中学倒塌教学楼的施工负责人陆某，当时把一批建教学楼的钢材和水泥盗卖给附近村民。对此，校方的理由是“钱不够，要变卖建材垫资建楼。”王彬推测说，自己购买的那批质量低劣的基石和水泥，很可能就是学校建筑后所剩的材料，而在坍塌现场看到的情况正是如此。
投诉人被警方逮捕追杀
前不久，女儿在北川中学遇难的包工头母勇贤，几经周折得到了这份施工图，并将施工图的复印件交给四川省公安厅，要求查处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者，岂料翌日却被八名警察带走，并威胁说这是国家机密，泄露图纸就是泄露国家机密，随后当局没收了母勇贤的施工图。另悉，教学楼一名卢姓建筑商则出价二十五万人民币欲收买施工图。
维权人士王笑冬今年三月将施工图交予北京中纪委告状后，一直被川官严密跟踪监视，又接到死亡恐吓，被迫开始穿州过省的流亡岁月。
“我在深圳时以为没人知道，但一个好心警官警告说，我的手机被全程跟踪，定位在五米范围内，二千米内可以杀了我。警官朋友劝我不要管了，此后我再也不敢使用手机了。”
他其后辗转逃到上海，不敢和家人联络。“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四川两名警官来到了上海，传讯了我的父亲。”王笑冬万念俱灰，他决定留下遗书绝笔：“再见了！我的同胞！”然后前往海边准备投海，“第一个司机听说我去自杀，极力劝我。”后来他想到孩子才打消了此念。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四川绵阳，一位母亲想起
自己在地震中遇难的孩子，忍不住悲从中来。（Getty Images）
国际大赦：中共应停止骚扰
近日国际大赦发表了题为〈中共应停止对地震幸存者和维权活动人士的骚扰〉的文章，首次公布了国际大赦一份长达五十三页的调查报告《正义被拒绝》，里面记载了受害家长被警方骚扰的案例。报告披露，一些试图向官方索求孩子死因答覆的父母及亲人被拘留长达二十一天，最年轻的被拘者仅八岁。
报告称，中国时事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公布了十八起案例，外国记者和摄影师因采访死亡学生家长被拘留，录像被没收。这令外界想了解四川灾区学生情况的调查难度更大。由于不想给当事人带来麻烦，国际大赦在报导中隐去了受访者的详细姓名，而只用其姓的英文字母代替。下面是其调查报告的部份案例。
F的十五岁女儿死于都江堰菊园中学，遗体满是血污和伤痕。F因组织父母要求政府调查学校坍塌原因被拘留两次，一次七天，一次十天。拘留这十天中他被反覆强调，学校只是倒于地震。F说：“我女儿死了，我只是想给她讨公道。政府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们指控我们聚众滋事。我们只能每月十二号给孩子们烧纸而不敢做任何事。我们被边缘化了。”
M的十六岁儿子是F女儿的同学。M被拘留七次，最长一次达二十一天，原因是他和其他父母计划去北京上访。M说：“我被关在赵公山，一个仅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的房间，房间狭小不通风。只是吃饭时间给我送点吃的。我被锁在那里，什么也做不了。还有两个家长被关在别的房间。”因为关押地太潮湿，M已经患了背痛，且行走不便。“因为拘禁导致我腰椎出问题。而当局看到我行走不便也不放我，也不给我治疗，只是等到我不能走路了才放我出去。”
M说，他活着也没盼头了，只想自寻短见。“我已经没有生存的能力，只是活在痛苦中。我和其他父母寻求政府的帮助，他们不帮我们解决问题却只是侮辱我们。我想死，去和我的儿子在一起，他是我唯一的孩子。”
K计划去北京上访而被关押。“他们反覆教训我国家已经多难，所以我不得提出豆腐渣工程的说法。否则就逮捕我。”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四川绵阳，地震生还者祭奠遇难的亲人。（Getty Images）
毫无人权的上访家长
L也是菊园中学学生的父母，在他试图和另外几十名父母一起向省政府请愿后被拘留。“请愿那天警察将我骗进警察局。他们说要问些问题，但事实上把我带到一个公园然后将我拘留了七天。监视我的是菊园市政府雇的人。每天给我两顿饭。我除了躺在床上什么也做不了。”拘留L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当L要求看手续时警察无法出示任何东西。“我们根本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条文。他们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地关了我七天。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有真正保护人权的可能。”
二零零八年九月，L计划和都江堰菊园中学另外十多名家长一起去成都上访。他们刚一集合，其中十二个人就被警察逮捕，在几个钟头后被释放。当时警察没有抓他，但是两天后去他家，把他拘留了七天。他绝食以抗议非法关押。看守他的人对他说，他要是死了，就找法医随便看一眼，然后烧了完事。他的死和别人无关。
什邡市蓥华镇的H的两个儿子都在地震中死了，一个十岁，一个十六岁。死前小儿子还在教室排演庆祝六一儿童节的节目。H被警察拘留两次，因为他计划于二零零八年六月去省政府请愿。“什邡市警察在上午十一点半左右来我家，把我带到德阳警察局。他们未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或逮捕令。只有一个警察出示了他的工作证。我第二天早上八点被放出来。拘留时，四个警察威胁我说出我和其他父母的计划。他们盘问我为何我们想去省政府并警告我说问题严重。他们强迫我说出一切。要是不说，就惩罚我……我被审讯到早上四点才允许睡觉三个钟头。他们没有打我，但是对我搜身，并没收了我的笔记本电脑。”
最近H又被拘留，和前次拘留类似。两次拘留都是半夜警察将他从家里抓走，并且不出示任何文件，将其关押几个小时后，在早上释放。还有一次警察半夜去他家，碰巧他不在家，警察就把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八岁儿子一起抓走了，在警察局关了一夜。“八岁孩子不停地哭。警察给他面包牛奶，希望他吃了以后闭嘴。”国际法和中国宪法三十七条都明令禁止非法抓捕儿童，但四川警方却这样做了。
律师C对国际特赦人员讲，如果律师受理震区案件，司法部门就将此认定为律师故意向当局挑战，当局早晚会报复这些律师。律师C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司法机关对法律人士的控制和非法限制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二零零八年四月一组律师在一封为三月份西藏流血事件中为藏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公开信中签名，结果被当局警告，甚至拘押。当局威胁不再更新其律师执照及其所在公司执照。不更新律师执照，律师不得从业。同样，律师所不通过年检，也不得继续开业。比如此案中的律师腾彪，就没通过零八年五月的执照更新。
压制不住的少年魂
为什么当局不处理豆腐渣工程呢？香港《明报》五月十二日引述四川维权律师邢连超的话表示，“如果照惯例成功追讨赔偿，一个孩子的性命至少要赔二十万，只要有一宗成功，告状的人就会不断而来，到时恐怕很多官员脱不了关系，可能涉及上千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四川财政会垮掉。”
他们表示，他们要的不是赔偿或审判，只是要个公道、然而很多家长表示，他们要的不是个答案。一年了，屈死孩子们的冤魂不散，很多家长表示，常常在梦中见到孩子血肉模糊的身影，这令父母心碎。
女儿被埋葬在学校废墟里的林长征说：“我不在乎了，不管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我觉得我没有未来了，什么都没有了。”她放弃了六万人民币的政府抚恤金，“很多人说我疯了，但我不能碰那钱，那是脏钱。”
如今能为女儿讨个公道，成了林长征活下去的主要支撑点。也有人支撑不住的，在地震中痛失爱子的冯翔，尽管新近被提升为北川县宣传部副部长，但由于多种原因，四月二十日自杀身亡，三十三岁的他认为自己能做的，只有去和儿子的冤魂做伴了。
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曾写下一首诗叫《他死在第二次》：“覆盖了他的尸体之后╱他所遗留给世界的╱是无数的星布在荒原上的╱可怜的土堆中的一个，╱在那些土堆上╱人们是从来不标出死者的名字──即使标出了╱又有什么用呢？”
很显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洗礼的艾未未并不同意父亲的想法。他说：“我们对死去的生命不认同的话，实际上是对生的不尊重，是对我们自身价值的贬低。”“对他们的忽视和遗忘是生者、是我们的死亡。”于是，在一群自愿者不懈的证实地震死亡学生名单的过程中，中国公民社会意识开始觉醒。
如今面对中共的高压政策，很多家长依然不屈不挠的坚持上访。他们相信生命的珍贵，不是说再生一个孩子就能把过去孩子忘却的。真相可以被掩盖一时，责任可以被逃脱一时，但都不可能被永久掩盖，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为了孩子、为了明天，人们还在坚持着。这世界上谁又能永远压住人的灵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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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看到的灾区景象
文 ◎ 齐先予
临时板房区看似平静，但居住条件不便且拥挤，
继续住多久不得而知，灾民普遍焦躁不安。（Getty Images）
尽管中共严格限制外国媒体对灾区的采访，但在一些西方敬业媒体人的努力下，四川地震周年之际，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发表追踪报导，灾民的血泪辛酸得以窥探一二。
五·一二那个让全球华人都流泪不止的日子滑过三百六十五天了，如今人们都在牵挂灾民们生活怎样了？重建工作进展如何？然而除了中共喉舌空喊的七个“胜利”之外，人们对“莺歌燕舞、欣欣向荣”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特别是去年中共以“扫黄”名义整肃互联网以来，在网络论坛上寻找百姓真实生活状况也就更难了。尽管中共严格限制外国媒体对灾区的采访，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在一些西方敬业媒体人的努力下，五月十二日左右，世界各大媒体都发表了相关文章，把这些汇总起来，也许能从远距离看到灾区的部份景象。
《金融时报》：板房里的人们焦躁不安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安德利尼从绵阳发回来有关灾区重建的报导。文章描述了政府安置灾民的临时板房区，说看上去比较平静，但居住条件不方便且拥挤，加上谁都不知道要那样待多久，人们感到焦躁不安。在苦熬了一个冬天之后，灾区至今仍有一百五十万民宅等待重建，尽管官方承诺今年底农村住宅将完成，但由于政府补贴太少，而原材料太贵，很多家庭无力重建家园。
文章提到灾区农村还面临土地重新分配问题，由于缺乏公开监督，难免会出现腐败，而来自中央政府的大笔救援款项同样也受到腐败的威胁。安德利尼在采访当天还亲眼看到绵阳市政府外有四十多名因重建和补偿等问题上访的民众，还目睹了当地警察推挤其他记者、阻止采访这些人的景象。
BBC：中共建构的宗教神话破灭
BBC驻北京记者雷杰鸣在以〈重返灾区：继续寻找答案〉的报导中说：“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国家。但过去六十年，共产党创建了自己的宗教，那就是全国都讲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神话，让每个人都从中找到信仰。在这个故事里，党团结民众对抗外敌。国家领导人是仁慈亲切、甚至如上帝一样人物，自然灾害是他们能够克服的障碍。如今四川地震成为这个国家故事的主题，政府的反应被描述成快速和有同情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就是被这么告知的，他们也可能真的相信了。”
BBC记者接下来例举了一个打破神话的事实。傅学忠失去了十二岁的儿子傅天。“我们想给我们的孩子们讨个公道，得不到公道我们不会罢休。但一年之后，你几乎听不到家长们活动的消息，官方关于四川地震的说法不包括任何不合时宜的内容。过去一年，地方官员为了让这些家长保持沉默，对他们进行骚扰、有时甚至殴打。”
《卫报》：家庭重建的苦涩
英国《卫报》配以遇难者亲属在北川遗址哀悼亲人的跨版照片，从幸存者重新组成家庭的角度报导了震后人们的生活。文章说，一年来北川已经至少有六百名幸存者再婚，这种“家庭重建”不仅可以为双方提供精神上的支援，也是贫困的北川县人出于经济压力的选择。然而难以消失的悲痛、有关财产孩子的争议都使震后新家庭更加沉重，有的甚至要承担各自以前婚姻的八个老人和四个孩子的抚养责任。
《泰晤士报》提到，人们要求当地政府在重建过程中尤其重视建筑质量问题，而地方当局则采取一切措施，严防那些怀疑建筑质量问题导致自己孩子丧生的家长发出任何声音。
德国《日报》：三年计划两年完工
德国《日报》报导了都江堰市重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出现的问题。“北京的党要把建设工作写成一部成功的历史，它向四川省施加压力，要求大多数项目不是按原来计划的三年，而是在两年内完工。而且按照命令，要‘保证质量’。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应有损领导人积极关心人民的形象，所以地方政府试图以创纪录的建设掩盖存在的困难，结果许多问题堆积起来。
有关腐败和贪污巨额资金的消息在帐篷和废墟间不胫而走，被活埋在劣质校舍下孩子的父母怨愤难平。在补偿问题上也有令人恼火之处，因为各人得到的补偿金不尽相同，一些父母从政府获得六万元补偿，折合六千四百四十欧元，而一家大型钢铁公司给自己职工额外发放的金钱折合四万三千欧元。一名干部承认，这样的做法当然造成了很大问题。”
《新苏黎世报》：公众压力迫使官方做出反应
《新苏黎世报》也介绍了调查死亡学生人数的工作：“艾未未在互联网上公布的名单包含有中共想以铁腕封闭的资讯，他想以此促成一场公开讨论。自‘五·一二’灾难以来，中共新闻检查当局一直试图压制这样的讨论。为了收集资讯，六十名志愿者正在为他在四川奔走。几个星期来，这一行动在互联网论坛引起了轰动，甚至官方媒体也提到这一话题。
如何与这一挑战打交道，新闻检查官显然不知所措。艾未未毕竟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艺术家和知识份子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局至今不敢严厉打击艾未未及其追随者，而对其他试图干扰北京在地震一周年进行宣传的示威者就不一样了，四川省公安厅的一项指令说：“对已鉴别身份的捣乱访民，必须严加监视。”中共官方媒体目前也获得指示，必须详尽报导灾区重建的成就。
该报记者还发现，一年来重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的来说，高级干部经常来访的中心区域比边远山谷地区进展快得多。”“中共体制既表现出强势，但也显示出弱点，普通大众的利益被放到了次要地位。”
德国《世界报》：四川司法厅推卸责任
《世界报》指出，“当局把自己封闭起来。他们一再声称鉴别有困难，有很多人失踪，要保护遇难学生父母的隐私权等，试图用这样一些藉口压制有关对劣质工程、腐败和责任问题的讨论。”四川司法厅厅长刘作明卸掉了地震中公共建筑受损的人为责任。他表示，“我们将不对建筑质量问题进行调查。”
《南德意志报》谈到了受灾民众的心理创伤问题：“四川省副省长魏宏估计，目前北京为救灾的预算为四百亿欧元，但实际也许需要二千亿欧元。其中没有用于治疗心理创伤的金钱，在都江堰一所临时医院，心理医生刘蒙护理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妇女，她们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有时一辆汽车开过引起地面颤动，她们也会惊吓得喊叫起来。去年这批妇女中有两百三十人再次怀孕，但其中四十人流产。刘大夫说：‘她们想尽快再有个孩子，但对于一些人来说，孩子来得太早了。’他买了一些婴儿大小的长毛绒玩具熊，妇女们聚会时把玩具熊抱在怀中轻轻摇动。”
法国《十字架报》：不沉默分不到住宅
法国刊登了一篇报导加拿大籍华人艺术家艾未未的文章。文章说，汶川地震当中众多遇难的学生鲜为人知，艾未未一行在汶川地震后不久抵达灾区，给地方当局打了两百多通电话，但没有获得任何详尽的消息，因此他们决定寻找事实的真相。艾未未去年十二月在他本人的博客上发出呼吁，收集遇难学生的名单，获得热烈响应。今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刘耀华为首的一行十多人飞往四川，却受到警方的冷遇。
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发起收集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名单活动，
已收集超过五千名死亡学生姓名。（AFP）
文章强调，没有运气的收集遇难学生名单的志愿者常受到警察的质询并被塞进前往成都的公共汽车。有人还威胁遇难学生家属如果不保持沉默，他们就分不到住宅。当局甚至试图对他们进一步打压，家长不再可以到处散步或与外界交流等。
《费加罗报》强调中共在地震的真相，特别是地震遇难学生真相问题上，缺乏透明度。文章还讲述了作家谭作人试图搜集地震遇难学生名单而被捕并被扣上颠覆政权罪名的经过。
法国广播公司的《要闻解说》栏目表示：对民众普遍关心的学校豆腐渣工程以及追究责任等问题，无论是中共官方还是媒体都一律保持缄默，这种事对西方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澳洲媒体：中国人忍耐功夫好
《悉尼晨锋报》记者嘎纳特无意间捅破了中共编造的一个美丽谎言。在去北京的飞机上，嘎纳特刚好坐在一个身穿羌族服装的可爱的小姑娘旁边。原来她就是官方报导的“最美微笑战士”那张图片中被解放军救出的羌族孩子。
据孩子母亲杨晓春介绍：“我们在地震中没有受伤。五月十三号那天，士兵们帮助我们这些没有受伤的幸存者穿过北川老城区。一个士兵抱起了她——那张照片看起来像是在营救，其实并不是。我真的没有多少需要感谢他们的，但现在他们非要我们去北京。”文章说，中共努力塑造“军民鱼水情”的感人场面，但北川人都知道，在地震发生后最关键的头三天，很明显的，人们并未见到解放军的身影。
还有别的澳洲媒体报导说，地震一年过去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仍然住在临时建筑中，虽然海外及中国民间有那么大笔的捐款，但每家人平均只拿到四千澳元，那些捐款哪去了？六百多名地震孤儿，只有十二名得到了领养，“中国人民的忍耐功夫，真的是出奇的好。”
此外，澳洲媒体还广泛引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侯雄飞的说法：“少数记者到灾区不是去报导，而是去煽动。”据说美国HBO频道摄制组到灾区采访，向中共当局申领的采访证件背后竟然写着“采访时如遇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记者须马上离开，不得出谋划策。”如此公然挑战记者的职业操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美联社：中共打压非政府组织
美联社在五月九日以〈政府让地震所触发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挫〉为题，长篇讲述了一位年青社区活动人士成立救援中心、募捐赈灾的努力很快受到政府阻挠的经历。文章说，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限制非政府组织，“不遗余力地防范这些组织，不让它们变成挑战政府权威的社会力量。”
文章在采访中国维权人士邓太清时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约有三百多万个，但经国家民政部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只有三十二万个。大部份集中在学术研究会这类。他说：“中共一再强调党领导一切，非政府组织想不在党领导范围内，党对你始终存有戒心。你要搞社会团体，这是很难啦！”
湖北潜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说，中国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但是具体的法律法规又让非政府组织的成立难上加难。美联社最后说，难于遵循的规则和政府官员的猜忌使非政府组织捉襟见肘，由汶川地震触发的志愿救助热潮差不多已经消退。
自由亚洲电台：家长留遗书指若遇害是政府所为
自由亚洲电台多次报导了遇难学生家长遭到的打压。如统计死难学生人数的四川民间人士谭作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名正式逮捕。就在胡锦涛在汶川县映秀镇出席五·一二地震一周年纪念活动上讲话，七次提到“胜利”一词时，五十多名遇难学生家长因撒纸钱，被公安移送异地关押，直至胡锦涛离开后才获释。此外，一位遭到殴打的家长金先生写下遗书，倘若遇害，相信是政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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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跪下
文 ◎ 王华
中共将川震祭日铺上红地毯，所献花篮的挽联也是红色的。
白为丧，红为喜，这与中国传统的悼念用色背道而驰，令人费解。 （Getty Images）
明星出笼、官员献花，中共为川震周年举办各式活动，周年祭成了周年庆，而痛失孩子的家长却不准到遇难学校集体悼念。或许无需献花，中共官员只需跪下听完所有死难者名单，因为每个姓名都有当权者洗刷不掉的罪责。
汶川大地震整整过去一周年，大陆各种纪念活动可谓盛况空前。在通往重灾区绵竹和汉旺的路上，红色基调的“心连心”主题招牌鲜艳夺目；以成龙、赵本山等“强大明星阵容”的慰问演出此起彼伏，灾区很多重建工程在为“迎接”一周年而忙碌，各类“检查团”、“慰问团”、“旅游团”蜂拥而至，本该凝成肃穆的纪念地，呈现出的却是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周年祭仿佛变成了周年庆。
有报导说，汶川县计划把震中映秀镇的“灾害知名度”转化为“发展吸引力”，将其打造成全球知名的“震后第一镇”品牌，以举办纪念活动为契机，展示重建的标志地、防灾减灾的示范区和极具特色的旅游镇，争取把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转化为经济消费市场。除此功利色彩之外，“万人公祭”、“展示民生工程”、“筹拍电视剧”、“举办文艺晚会”等活动已被列为纪念活动重头项目。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纪念灾难呢？
中共积极争取把人们对灾难的关注转化为经济消费市场，
五一假期期间灾区旅游团蜂拥而至。（AFP）
每个死难者身上都有当权者的罪责
纪念灾难一是为了缅怀故人，警示生者珍爱生命；二是找寻灾难的诱因和规律，以便日后减少灾难带来的损失。不少国家明文规定，灾难纪念日严禁各种形式的娱乐，有的国家甚至用法律细化了相关内容，其纪念项目除了向罹难者默哀外，就是进行防灾救灾演练。比如在日本，每到阪神地震纪念日，震灾纪念协会都会对全国的建筑、交通、水电等设施进行检查，获得相应数据后公之于众，让人们知道自己所处环境的危险系数，目的是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
然而中共这次五·一二周年纪念可谓“独树一帜”。当一百五十多万人还无家可归时，胡锦涛却踏着红地毯，给无名无姓、甚至连死亡总数都不得而知的地震遇难者，献上了一枝白花，随后就是中共党国大员们依次在镜头前露脸献花，而失去孩子的家长们却被禁止到孩子遇难的学校集体悼念。在中共的眼里，只要对着镜头摆几个动作、献一枝花、鞠个躬，成千上万的花季少年就可以死得不明不白了。
有人说，其实五·一二纪念碑只需要一堵墙，一堵永远不会在地震中倒下的墙。墙上不需要什么英雄浮雕，只需要一个个死难者真实的姓名，而所有在场的中共官员不需要去献花，只需要跪下听完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因为每个死难者身上都有当权者洗刷不掉的罪责。
的确，在五·一二天灾的背后有太多太多的人祸了，以至于灾民们都在心里唉叹：“人祸猛于天灾也。”下面仅简单列举几个事实，我们就明白谁该跪在纪念碑前了。
地震见证中共颠倒是非的厚黑学本领
早在地震前几个月，中共接获国内外专家预测的地震通报后，曾在政治局开会讨论是否公开预报。但为了保证所谓奥运火炬传递和社会稳定，九位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温家宝一人赞成发出预警。但私下却将地震消息下发到四川核基地内的各个单位及核基地内的地方政府机构，广元县因此在地震中出现了奇迹。得到预报的广元市区和旺苍、剑阁、苍溪三县，死亡人口比例比没得到预报的相邻的青川县少了五百倍。
中共标榜自己在五·一二地震中有“三个最”：“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然而事实是，由于救援部队调度上的严重错误，地震发生四十二小时后，进入汶川县的救援官兵只有徒步急行军二十多小时后疲惫不堪、赤手空拳的一千人，远远比不上三十六小时内从江苏、浙江等地赶来的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的救援工程队。
在救援黄金七十二小时的最后期限到来时，数十万被压在废墟下奄奄一息的灾民等来的只有不到一万人的空手救援兵。在明知灾情严重，需要从废墟中救出十万灾民，中共不是按常识派出三十万人救援，而只派出了十三万兵力，其中绝大部份是七十二小时后去收尸的。如此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也只有中共这样的强盗流氓才有这样的“厚黑学”本领。
最令人伤心的是，成千上万的花季少年被永远的埋葬在一堆堆豆腐渣废墟里。地震发生四天后，胡锦涛曾发誓要严惩那些偷工减料的不法份子，然而一周年过去了，被抓起来的却是自愿出钱出力帮助调查灾区情况的维权人士黄琦，他被控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而在去年六月关押至今；中共还将调查死难学生情况的作家谭作人拘捕，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带头要求赔偿的死难学生家长何洪春拘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公开豆腐渣照片的中学教师刘绍坤，被以煽动暴乱的名义判处一年劳教。如此颠倒是非，这里还是人间吗？
中共一再否认大批倒塌的课室是因为施工质量问题，法院也拒绝受理民众提出的索偿诉讼，而把罪责全部推给了地震。然而为什么坍塌的校舍旁的其他建筑就能挺立不倒呢？中共的草菅人命激怒了国内外有良知的中国人。受害家长不顾中共的严厉打压，依然坚持要给屈死的孩子讨个公道，而香港华人则呼吁媒体敦促香港立法会，在审查政府拨款捐助灾区时应作出限制，如果四川不追究豆腐渣工程的责任，就应该否决有关拨款。
六四之后，中共马上建立了上百万人马的武装警察，以应对下一个群众活动，然而唐山地震之后，偌大的中国，地震救灾队成员仅一百多人。在中共心目中，中国人的命真的比草还贱。用深圳那位自称北京派来的高官的说法，中国百姓”都是一个屁“然而世间自有公理在，轻视别人生命的人，生命也会把他抛弃。◇
本文转自【新纪元周刊】122期“封面故事”栏目（2009/05/21出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