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风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公元前593年,晋国饥荒,盗贼蜂起,执政荀林父非常担忧,寻访国中善于察盗之人,有一个叫郤雍的人非常善于测度,曾经在市井间游走,忽指一人为盗,派人拘捕审讯,果然就是盗贼。

荀林父问:“何以知之?”郤雍说:“我观察这个人眉睫之间,看见市中之物有贪婪之色,看见市中之人面有愧色,听说我的到来有惧怕之色,从而判定此人乃是盗贼。”

郤雍每日可以捕获盗贼数十人,市井悚惧,而盗贼却越来越多。

大夫羊舌职对荀林父说:“元帅任郤雍以获盗也。盗未尽获,而郤雍之死期至矣。”荀林父惊问: “何故?”羊舌职回答说:“周谚有云:‘察见渊鱼者不详,智料隐慝者有殃。’恃郤雍,一人之察,不可以尽群盗,而合群盗之力,反可以制郤雍,不死何为?”意思是,一个人连深渊里的鱼都能看清楚是不吉利的;聪明的都可以判断谁隐藏了什么东西的人,必定会为人所怕,那么他就会很危险,依赖郤雍一人的明察,不能够尽获群盗,然而群盗合力却可以反制郤雍,郤雍的死期就要到了。

不到三日,郤雍偶然间独行到郊外。群盗数十人,合而攻之,将郤雍杀害。荀林父闻讯后也忧愤成疾而死。

晋景公听说羊舌职有先见之明,便把他召来问到:你对郤雍一事预料得非常准确,然而如何息盗你有无良策呢?”

羊舌职回答说:“夫以智御智,如用石压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击石,石必两碎。故弭盗之方,在乎化其心术,使知廉耻,非以多获为能也。君如择朝中之善人,显荣之于民上,彼不善者将自化,何盗之足患哉?”羊舌职认为,用智御智,就像用石头压草,草还会从缝隙中生长出来;而以暴禁暴,则又如同用石头去打击石头,则两败俱伤,两块石头都会破碎。因此,治理盗贼的根本方法应该是对盗贼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他们有廉耻之心,不再去做鼠偷狗窃之事。如果君王能在国内推行选贤授能政策,使百姓中有仁德的人处于上位,没有仁德的人积极进取,那么,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必然会改邪归正。

景公又问曰:“当今晋国谁是善人,你不妨推举一人。”

羊舌职曰:“无如士会。其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士会即范武子,羊舌职称赞范武子言而有信,遵守道义,与人和睦而不谄媚,正直廉洁却不违反常态,没有人比他更适合,所以极力推荐。

等到士会平定赤狄凯旋回朝,晋景公就任命士会代替荀林父。而且加封太傅之职,改封于范,士会成为范姓之祖,即范武子。他将缉拿盗贼的科律条文全部废除,专以教化劝民为善。于是奸民都逃奔到秦国去了,盗贼销声匿迹,晋国大治。

晋国两次治盗,方法不同,结果迥异,何也?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民不重德,才是乱而不治的根本原因。以严刑苛法使人畏惧,无异于扬汤止沸,如果利诱多于畏惧,人人铤而走险,生死不怕,法令滋章,反而弄巧成拙。荀林父、郤雍治盗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君子务本,范武子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自己有君子之风,以身作则,对百姓则修德崇礼,教化劝善,使人知廉耻,守礼义,采用的是釜底抽薪的良方,因而晋国得以大治。

反观今日,为官者遍地贪腐,从个案到窝案,愈演愈烈;经商者为富不仁,造假制毒,无孔不入。当今中国,世风日下,寝食难安。究其原因,不正是道德崩溃、欲望无度造成的吗?再进一步探求根本,是因为五千年神传文化被党文化替代,无神论使人不明因果,不知敬畏,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无所顾忌的为所欲为。执政者不正,执法者不法,不但全无廉耻之心,而且妖魔当道,将黑白是非完全颠倒,法律不去惩恶,对崇尚真善忍的善男信女们不遗余力的迫害。空谈健全法制,却执法枉法、践踏法律,于国何益?于民何利?只能将社会引向更加腐败堕落的罪恶深渊。

相信随着法轮大法的洪传,随着民众逐渐明白真相,良知复苏,人心归正,正统的人类文化必然会在中华大地重现光华,善良的人们也必将进入一个“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