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泉墨客

自去年岁末以来，中共“喉舌”推出一位新的御用文字打手田雨为镇压法轮功鼓舌。在各“喉舌”媒体转载的新华社郑州2005年1月18日新闻稿中，田雨叙述了采访所谓“自焚事件当事人”的情况，文中“自焚”参与者“薛红军表示，‘说我们是假的，天理不公，我们修了多少年啊，我从1994年就开始练。’”

很显然，田雨先生发稿前未和另一位中新社文字打手“前辈”沟通。2002年4月9日人民网刊登了中新社记者潘旭临发自郑州的报道《天安门广场自焚者王进东、薛红军追述荒唐事》，文中作者写道：

“策划天安门自焚事件主谋之一的薛红军，对自己当初如何与王进东等人密谋到天安门广场自焚记忆犹新。他说：‘当时我与王进东等一批法轮功弟子练功一年多了，从来没有出去过宏法’”，并称薛红军不断接到“网上发来指令”，最终决定自焚。

依据田、潘的两番报道推理，则1994年就开始练功的薛红军在“策划天安门自焚事件”时，“练功一年多了”，应当是1995-1996年左右。这是在2001年所谓“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之前的5-6年。那时中国的互联网刚刚起步，国内还只有少数几个BBS网站，而法轮大法的明慧网也都还没有建立，不知记者先生希望薛红军从何处获得“指令”，从而决定自焚？一个真正把法轮功作为信仰的人决不可能糊涂到连自己哪一年开始练功都记不清，而且薛红军对“密谋自焚”“记忆犹新”，那只能麻烦请田雨先生、潘旭临先生和“组织”上商量一下，看看能否更改一下互联网历史，以免影响不断发出“指令”的合理性。

然而给中共江集团添麻烦的不仅仅只是不懂事的文字打手们，还包括不受江集团控制的外国记者。美国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练法轮功。由于《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导迅速传遍海内外，影响到当政集团的声誉和“喉舌”报道的可信度，于是新华社开封记者王阿敏、王恒涛于2月8日发出通讯稿宣称，刘春玲是镇压以后，也就是1999年7月以后才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母女俩经常拉上窗帘，关在房里练功，连小思影要好的小伙伴也不让进门。”这样就“合理”的解释了《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结果：因为镇压已经开始，所以不公开练功，邻居们也就不知道。不过王阿敏、王恒涛考虑欠周的是，他们的报道却又和1月30日新华社的匿名通讯稿，即所谓介绍“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始末”一文相矛盾，在该文中匿名新华社记者写道，刘春玲“不仅自己长期迷恋法轮功，而且带动、影响了12岁的女儿刘思影。” 刘思影“在妈妈的影响下，1999年3月她开始在家里练习‘法轮功’”。也就是说，小思影的妈妈刘春玲至少是在1999年7月对法轮功镇压前开始练功的，这样才能合理解释“长期迷恋”。显然这次“喉舌”记者们给“自焚”案的组织制造者的信誉又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事实上，“喉舌”记者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也不是从“自焚”案开始的。在刚刚开始镇压法轮功时，为了配合江集团在法轮功创始人的“生日问题”上做文章，田雨的“前辈”、新华社记者徐家军在《人民日报》1999年7月29日第一版报道，现年80岁的老人潘玉芳声称1952年为李洪志先生接生，并对47年前的这件日常往事“记忆犹新”，还记得当时的日期，并指责李先生“改生日”。为了加强可信度，徐家军还在报道中写道，潘玉芳还称当时注射了“催产素”。

然而，催产素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的事。不知这位老人1952年采用什么先进技术制造的催产素？据《不列颠大英百科全书》记载，科学家于1953年发现了催产素的分子结构，同年，在实验室成功地合成了催产素。首次人工合成催产素的美国科学家 Vincent du Vigneaud因此于195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既然“喉舌们”言之凿凿地宣称潘玉芳老人“记忆犹新”，这恐怕也只能麻烦“组织”上和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商量补发诺贝尔化学奖给早在Vincent du Vigneaud就是用催产素的潘玉芳了。

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同不同意“组织”上的要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几天“喉舌”们重新推出早已被揭露得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旧闻，只不过凸显随着海内外了解迫害真相和“喉舌”造假内幕的人越来越多，江集团的谎言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得已只能冷饭重炒。替田雨们想想也是，江集团谎言越扯越大，越大越难圆。不过这也是常识，即将被历史淘汰的江集团当然知道，只不过骑虎难下，能拉一个陪葬的是一个；这个常识田雨们想必也清楚，不过为了眼前利益，宁可舍弃良知，把自己的未来与走向灭亡的江集团绑在一起。这却让人想起那句老话：利令智昏。不知道田雨们深夜独自面对自己的良知，是否还有清醒的时候？

--------------------------------------------------------------

看中共再炒“自焚”伪案──哪壶不开提哪壶 

文／明慧评论员欧阳非

2005年1月18日，新华社把四年前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又翻炒了一遍，号称组织中外记者采访了当事人。其实，早在2002年4月，江泽民集团就已经组织过同样的所谓“中外记者”采访。中共每次都要强调有“外国记者”，不过是想让消息封锁的大陆百姓以为西方大报也在配合江泽民集团搞揭批运动。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早就内销到“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了。这次中共再炒冷饭，不过是江泽民集团强弩之末、无奈的挣扎而已。

“自焚”骗局相对于江泽民集团制造的其它数十起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确有其独特性。别的杀人自杀案，更多是把精神病人发作的事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是属于利用社会上现存的杀人案来栽赃。从那些电视画面上，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那些当事人精神不正常。这样的案例对于老百姓不具足够的说服力。而“自焚”伪案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从头到尾、无中生有、精心布置的一场用来煽动全国人民仇恨的世纪大骗局：

人员策划──“自焚”参与者有老有少，有母有女，有壮男，有大妈，还有花季少女。这是打动人心的最佳搭档；

现场准备──中国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的，那天，天安门广场意外的存放了很多的灭火器材；官方记者更是早就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一切，有备而来；

声像效果──麦克风能录下洪亮的口号，摄影师能拍到各种大特写，甚至抓拍到小孩揪人心肺的喊妈妈的镜头，做足了感官刺激；

事后制作──正好有一个“自焚”未遂的刘大妈，在电视上把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加上医院里的采访，当事人亲人、朋友的声讨，一出煽动亿万百姓仇视法轮功的骗局就这样出笼了。

正是因为太有毒害人的效果，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就把这个“自焚”伪案作为向全国人民甚至外部世界证明其镇压的合理性的最重要依据。几年来，中共媒体对“自焚”伪案一再重复宣传，不断去对所谓的当事人进行追踪采访，在各种揭批材料中反复引用，甚至把“自焚”伪案收录到小学课本（“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教科书”中的《思想品德》第十册）。可以这么说，中共江泽民集团和中共把“自焚”伪案上升到了它们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视“自焚”伪案为维持这场史无前例的灭绝人性的迫害的救命稻草。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人问，如果法轮功是被冤枉的，神灵如何能让江泽民集团的阴谋得逞，竟要把法轮功逼入死地呢？

错了，江泽民集团的阴谋根本没有得逞。江泽民集团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自焚伪案，竟成为它们自己的滑铁卢。

中央电视台录像的慢镜头清楚无误的显示出“自焚”现场的刘春玲是被警察击打死亡的。录像中有关王进东打坐的姿式、灭火后两腿间夹着的塑料瓶，记者和刘思影的对话，摄影师如何到场等等的许多破绽，都充份证明这场“自焚”事件是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诬陷法轮功而恶毒设计的一场骗局。

在“自焚”动机上，中共更是捉襟见肘。《焦点访谈》在2001年1月30日抛出“自焚”案时，反反复复地宣称“自焚”是为了“圆满升天”。可这根本就说不通。法轮功不让杀生，更不能自杀。“圆满”本来就是宗教中的词汇，同“要你去死”毫无关系。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有数十万法轮功学员的台湾，哪怕在镇压之前的中国大陆，都没有“自焚升天”。在2002年5月，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面对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没有教他自焚。

中央电视台在“自焚”伪案发生一年之后采访天安门“自焚”伪案参与者刘云芳，说到“自焚”动机时，站不住脚的“圆满升天”已经无影无踪。刘云芳说是“来向人们说明真相”。讲真相不就是要澄清江泽民集团的谎言吗？怎么能跟“自焚升天”扯到一起呢？新华社2002年4月7日也报导，另一名所谓的“自焚”者陈果向记者们说，她也想要“更多地参与维护大法的活动”。可见，在“圆满升天”之说站不住脚、无法骗人之后，伪案制造者不得不改变另一套说法。

然而，从1999年至今，无论中国大陆和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一直在讲清真相，国际社会对于法轮功学员五年多来和平理性坚忍的讲真相、反迫害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么长久的时间和这么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又有谁象参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那几个人一样，用自杀自毁的极端方式去讲清真相呢？“自焚”到底是维护还是破坏了大法？到底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不就是导演这出骗局的江泽民集团吗？

中共越是把镇压的合法性浓缩到“自焚”案上，“自焚”真相就越具有一锤定乾坤的巨大力量。这就是江泽民集团对传播“自焚”真相，特别是电视插播“自焚”真相，害怕得要死的根本原因。

中共的谎言就是谎言，它辩解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