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璋律师之妻李文足女士近照。（大纪元）
【大纪元2016年12月29日讯】按：王全璋，北京人权律师，代理过农村土地拆迁、异议人士及大量法轮功维权案件，屡遭当局暴力对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失踪”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太太李文足被严密监控、软禁、跟踪、恐吓、骚扰、警告、逼迁、约谈……一年多来，她和其他“709”家属一起，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解决中国律师遭遇的人权危机。
（接前文）
记者：“离开梳妆打流氓”是你们“709”家属维权的一个口号了，还有那个红桶，“‘709’家属同款”、“今夏最潮水桶包”，那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李文足：峭岭姐曾说，她是“离开书房打流氓”，她是独立撰稿人嘛，有文化、有学识，而我不是这样，我说我是“离开梳妆打流氓”，然后峭岭姐就说，嗯，你这个比我那个更好，更适合我们“709”家属。
那时我们决定以后去看守所，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要经常拍照，我们觉得穿那个红色衣服最喜庆了，最能表达我们积极乐观的状态，家属都穿着红色衣服进看守所，他们就会疑惑：你们丈夫都被抓了，你们还这样喜庆？
我们想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老婆没有被吓唬住，没有被打垮！我们为丈夫自豪！但我特别不爱穿红衣服，就提议是不是身上有一点红色的元素就可以了？比如说红色的鞋啊，红色的包、耳环什么的，峭岭姐就说，对，这样也可以。于是之后的每一次行动，我们都会特意随身带上一个红色的东西，我经常就是穿一双红色的鞋。
6月6日我们去天津问案件进展，先是去一个小商品市场逛，买了好多东西，手链、绳子、雨伞等等，都是红色的。后来我们忽然看见好多红色的桶，一摞一摞的，当时我就说，这个桶真好看，颜色真好，要不买几只红桶吧，如果不让会见或把我们赶出来，也没有休息的地方，这个红桶可以当凳子坐呀，于是我们就买了红桶。
接着我们又逛到一个打字复印店，看见里面可以打字，然后我们说，这个桶上面，还可以贴上字呀，很快大家就七嘴八舌了，说了各自的想法，最后我们决定在桶上贴自己丈夫的名字，表达对我们丈夫的思念，还有对他的爱、对他的支持，所以那个桶上就写了“支持你”“爱你”“等你”，这是我们大家的心声。
没想到，我们竟然因为这几个桶就被抓了。警察上来指着我说：“走，跟我去派出所！”为什么？他说我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我说我怎么扰乱了？他说我拿了红桶！我拿了一个红桶，就扰乱社会秩序了！这个红桶居然成为“作案工具”要扣留！（笑）
2016年6月6日，李文足（前）
与其他“709”家属在天津市看守所前抗议。（大纪元）
记者：您作为“709”律师家属，也是一直被监控的吗？
李文足：对呀，今天我出来接受采访，一出门口，就被楼下的国保照了相，（笑）天天出门、回家都这样啊。
最开始家属打电话找律师，结果一联系那律师，马上有人就找律师施压：你不要掺和“709”的事！然后大家才知道我们的电话、微信都被监控了。后来有一天，我下楼时无意地一抬头，哎，怎么发现我家单元楼门口那个电线杆上，有两个特别大的摄像头，正对着我家的单元门，我特意去旁边两栋楼看，都没有，只有我家门口装了这么大两个摄像头！
8月2日到5日，“709”案中的四位律师开庭，警察就把我软禁在家，不许出去。我跟国保说，我的孩子这么小，我每天都要带着孩子出去活动，你不让出门可不行。他们就说，带孩子出去可以，但只能在小区里，不能出这个小区。当我刚一打开门，就听见有人迅速地“蹬蹬蹬”跑到楼下，然后就是国保他们在楼门口等著了。
我在五楼，他们专门租了二楼201的房子，每天24小时看着我。那天我就突然闯进了201，进去一看，果然里面放了一个电脑，显示屏上有四个镜头，都是对着我家的！
我从楼下慢慢找，发现我家对面人家的门上有个白色盒子，中间有个黑色的点，我怀疑那是个摄像头，刚好那天峭岭姐来我家，她买了一盒口香糖，上楼之后就用口香糖盖住了那个黑点。过了两天，我上楼时，石景山的国保也一起上来了，他说你别闹了，糊个口香糖也起不了作用，只是把我的镜头弄模糊了，害得我得上去处理一下。原来那真是监视我的秘密摄像头。我说你们干嘛啊，我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你们花这么大的功夫！好可笑啊。
从8月到9月，差不多二个月时间，国保严密监控我们，随身跟着我，我一下楼，一下子就上来六个国保。我去超市买菜，他们就把我围成一圈。我说：“你们至于吗？我逃不了，我也跑不过你们，你们这么多人，没必要啊。”我骂他们，我说你们离我远点，你们跟着可以，别离我太近了，我说我嫌弃你们！但他们就这样跟着我！
他们还发动了“朝阳群众”看着我，有一段时间他们在我家楼门口搭了两个帐篷，七八个人每天直接就坐在里面，看着我上下楼。
记者：您会把您丈夫的事告诉同学朋友吗？估计大家都知道，都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他的事啊。
李文足：全璋被抓之后，国保跑到我老家那个小山村，告诉那些父老乡亲，说我爸爸有个女婿，就是七女儿的那个丈夫，现在被抓了，是反革命，他们故意散布这些谣言，去抹黑全璋。
所以开始我觉得我的那些同学、亲戚朋友可能不会理解吧，我就在微信上把她们屏蔽了，不愿意让她们知道全璋的事。后来随着对全璋的了解，我觉得全璋做的这些事情让我这个做妻子的挺自豪的呀，我觉得他的事情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啊，为什么怕人知道？我应该让人都知道全璋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新闻就是造假啊。
于是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发全璋的事情，开始大家很惊讶、很疑惑，后来那些我认为不会理解、甚至可能会嘲笑我的同学，反而给我发来支持和鼓励的话。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所承受的这些，一定要把它公布出来，真实的信息，就会使人有一个是非对比和判断吧。其实并不是说中国人有多么坏，有多么冷漠，我觉得他们首先是被欺骗，生活在谎言中，他们不知道真相。
因为对我的监控，直接影响了附近邻居，开始我还担忧他们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啊。一天，我家旁边楼的一个大爷，看见我就好远地跟我打招呼，他说： “姑娘，好久不见，你还好吧？”现在这个央视，国内这些媒体啊，完全都是一些不实的报导，很多人是不信的，人都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断的，大家只是不敢说出来，但是大家心里是支持我的。
王全璋律师遭抓捕前
与妻子李文足和两岁儿子的合影。（大纪元）
记者：结婚前，您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
李文足：我婚前选择丈夫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的人品，人品是最重要的，我按照这个标准找到了全璋，全璋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有责任心，有担当，他还特别特别孝顺。
全璋对他妈妈的那种爱，对他父母的那种孝顺，让我特别感动。他基本上固定每个星期给父母打电话，作为一个大男人，外面的工作压力那么大，那么忙，他给他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很长时间，语气都特别温柔，特别有耐心。
网上有一个笑话，就是问这个丈夫，如果我跟你妈掉到水里了你先救谁。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变态的问题，怎么会这样？这是没法相比较的呀。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去管，不去孝顺的话，这算正常人么？
2015年全璋曾把父母接到北京治病，那段时间，全璋有时周六晚上半夜到家，早上7点就去大兴看他父母，他也只有这一点点时间看父母。有的时候，他出差回京直接就去了他父母那边，然后再从那里直接出差，经常是我们母子半个月都见不着他！
说实话，那几个月我对他有些不满，不是说他对父母做那么多我不满，而是他对我和孩子有些疏忽，他对孩子陪伴特别少。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孩子还那么小，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他出差回来，我们母子俩都见不到他！他的姐姐都说，我们儿子的爸爸是个视频爸爸，他在视频里看着儿子长大！
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全璋，但那时确实有些埋怨，现在想起来我很愧疚，我没有包容他，总是埋怨他对我们陪伴少，我对他关心太少了，他全国各地飞，代理案件那么忙，还要照顾我们母子，还有他父母，他遭遇的事都是他一个人承受了，我还埋怨他不顾家！这一年多他不在身边，我每天晚上都会想他，都会想起他的好。等他回来我要告诉他，对不起，以前我是不理解他啊！（擦眼泪）
（采访全文完）
【附】梁小军律师：王全璋律师维权历程
王全璋律师是一个质朴的人，很少言及自己的荣耀与成就。也许是因为我和他的交往时间多了一些，只言碎语间听到他提及自己早年的维权历程和受打压经历，也约略知道了一些他坚持维权的缘由。
高智晟律师曾经在一篇声援“709”被打压律师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及全璋律师。记得他说全璋律师为法轮功受打压者提供法律帮助比他还早，还曾经到北京来拜访过他。我不知道高律师什么时候开始为法轮功受打压者维权，但我确实听全璋说过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为遭劳动教养者提供法律帮助，并因此而被山东国保或国安威胁，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全璋律师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院，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始于1999年，那时整个国家机器全部运转，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群体极尽打压之能事，一时间，人们谈法轮功而色变。全璋那时候还在大学期间，就能用所学法律知识，站出来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不是一般的勇气和胆识！或许在他恢复自由之后，我们可以让他介绍一下自己当初站出来的起因，以及他代理案件的过程和结果。
过早参与维权案件带给全璋律师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还在他太年轻的时候就遭到来自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威胁、恐吓和侵害。他曾经告诉我他的东西被抄走过，他曾经被严密监控和跟踪。以至于在后来我认识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外界细微的变化都很敏感，让我觉得有些不能理解。
全璋毕业之后，虽在山东省图书馆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但依然会利用业余时间去农村为农民普及法律常识。他一直没有离开过维权活动，离开过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倡导和维护。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坚持是否和他早年的维权经历有关。
来北京之后，他先在世界与中国事务研究所工作，后来到律师事务所开始做一名执业律师。2010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名不见经传，讲起话来拘谨。我知道他后来代理过农村土地拆迁的案件和异议人士的案件，每个案件都做得专注和辛苦。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江苏靖江开庭被拘事件。虽受此打压，但全璋并未退缩，反而越战越勇，2014年初，奔赴建三江声援被抓捕律师，再被警察施以暴力。
他说过，他后来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迁案件，是因为他认为法轮功修炼者更需要法律帮助，而受助者群体的善良和诚信则让他更专注于案件的代理。我也曾听到他对那些委托人说：“对于你们，无论我收多少律师费都显得太多，但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为了可持续的维权，我不得不收费，你们给多少看你们的能力吧。”
全璋律师就像一个空中飞人，整日奔赴在全国各地为法轮功修炼者维权辩护，很少有回北京休息的时间。我知道，他虽然劳苦，但并没有挣多少钱，被抓捕之前一直与妻儿在北京租房生活。
全璋律师一直坚定地走在法律维权的第一线，直至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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