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为背景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
获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国际大奖。（网络图片）

（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近日，以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为背景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获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国际大奖。杨继绳在颁奖典礼致辞中斥责中共至今依然掩盖“大饥荒”真相，并再次回顾“大饥荒”的惨烈，称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当年3,600万人被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2015年10月23日，中国作家和记者杨继绳获2015年度瑞典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奖。杨继绳获奖是因为其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挖掘中国大陆1958～1962年间发生的“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统计出当年“大饥荒”导致3,600万中国人死亡。

史迪格•拉森奖评委会主席丹尼尔•普尔（Daniel Poohl）说：“大饥荒是中国人最大的集体创伤之一，杨继绳获得史迪格•拉森奖是因为他作为记者以强大的坚持和勇气敢于挖掘历史，讲出真相。”

杨继绳在答谢词中表示，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他为3,600万中国饿殍而悲哀，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而悲哀。

杨继绳说，他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杨继绳致辞中再次回顾了大饥荒的惨烈，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杨继绳说，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史迪格•拉森奖是为纪念已故的瑞典作家兼记者史迪格•拉森，由瑞典的挪施戴茨出版社和拉森的父亲与弟弟共同设立的奖项，奖励为人权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该奖从2009年起开始，每年颁发一次，奖金额为2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今年是第七届，杨继绳为首位华人得主。

据悉，杨继绳已于2015年11月初将所获的20万瑞典克朗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医生”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杨继绳现年75岁，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中被迫离任。

从1990年代开始，杨继绳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始调查“大饥荒”的真正原因。经过持续多年的深入调查，杨继绳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现在已翻译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杨继绳书中依据严谨的事实和数据揭示，1958到1962年之间，由于中共人祸，有3,6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

《墓碑》一书出版以来，杨继绳2013年获美国海耶克图书奖，2014年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附录1：

杨继绳在颁奖典礼上的口头答谢词

尊敬的评委会委员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感谢大家举行这样的盛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授奖大会，更是对饿死的三四千万中国农民的追思大会；这不仅是对我个人授奖，而且是对一大批揭露、挖掘这一段痛史的大饥荒的幸存者、研究者授奖。今天在贵国首都隆重举行这样的活动，体现了贵国人民伟大的人道关怀。今天这个盛会在这段痛史发生五十多年之后，在远隔万里的斯德哥尔摩举行，说明人道关怀可以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但愿这种跨越时空的人道关怀，给我们地球村带来和谐。带来幸福！

谢谢大家！

附录2：

杨继绳的书面答谢词

尊敬的评委会的先生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2008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万饿死的农民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

2015年11月2日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