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为背景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
获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国际大奖。(网络图片)

(大纪元记者杨一帆综合报导)近日,以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饥荒”为背景的《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获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国际大奖。杨继绳在颁奖典礼致辞中斥责中共至今依然掩盖“大饥荒”真相,并再次回顾“大饥荒”的惨烈,称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当年3,600万人被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2015年10月23日,中国作家和记者杨继绳获2015年度瑞典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奖。杨继绳获奖是因为其通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挖掘中国大陆1958~1962年间发生的“大饥荒”的根本原因,统计出当年“大饥荒”导致3,600万中国人死亡。

史迪格•拉森奖评委会主席丹尼尔•普尔(Daniel Poohl)说:“大饥荒是中国人最大的集体创伤之一,杨继绳获得史迪格•拉森奖是因为他作为记者以强大的坚持和勇气敢于挖掘历史,讲出真相。”

杨继绳在答谢词中表示,他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他为3,600万中国饿殍而悲哀,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而悲哀。

杨继绳说,他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杨继绳致辞中再次回顾了大饥荒的惨烈,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杨继绳说,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大概一个月左右,这个过程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史迪格•拉森奖是为纪念已故的瑞典作家兼记者史迪格•拉森,由瑞典的挪施戴茨出版社和拉森的父亲与弟弟共同设立的奖项,奖励为人权做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该奖从2009年起开始,每年颁发一次,奖金额为2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今年是第七届,杨继绳为首位华人得主。

据悉,杨继绳已于2015年11月初将所获的20万瑞典克朗奖金,全部捐献给了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医生”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杨继绳现年75岁,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中被迫离任。

从1990年代开始,杨继绳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开始调查“大饥荒”的真正原因。经过持续多年的深入调查,杨继绳写出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2008年5月,《墓碑》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首次出版,现在已翻译出版了英、法、德等多种外文。

杨继绳书中依据严谨的事实和数据揭示,1958到1962年之间,由于中共人祸,有3,6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

《墓碑》一书出版以来,杨继绳2013年获美国海耶克图书奖,2014年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附录1:

杨继绳在颁奖典礼上的口头答谢词

尊敬的评委会委员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感谢大家举行这样的盛会。这不仅仅是一次授奖大会,更是对饿死的三四千万中国农民的追思大会;这不仅是对我个人授奖,而且是对一大批揭露、挖掘这一段痛史的大饥荒的幸存者、研究者授奖。今天在贵国首都隆重举行这样的活动,体现了贵国人民伟大的人道关怀。今天这个盛会在这段痛史发生五十多年之后,在远隔万里的斯德哥尔摩举行,说明人道关怀可以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但愿这种跨越时空的人道关怀,给我们地球村带来和谐。带来幸福!

谢谢大家!

附录2:

杨继绳的书面答谢词

尊敬的评委会的先生们,尊敬的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著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2008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万饿死的农民默哀!(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谢谢大家!#

2015年11月2日于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