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坛三杰”文革自杀悲剧

   

【文章来源——大纪元】

傅其芳（1923年—1968年）

   
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的傅其芳。（资料图片）

傅其芳的名字，被刻在“斯韦思林杯”上，那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傅其芳曾经担任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指导出了容国团、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等一大批高手，并且率队连续三年捧得“斯韦思林杯”，威震世界乒坛。

傅其芳是浙江宁波鄞县五乡镇人，小学时开始乒乓球训练，后去香港谋生，在乒乓球房当陪练。他曾经击败过到港的英国名将，渐渐有了名气，受邀参加了东南亚的一些比赛。1952年在新加坡，傅其芳代表的香港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亚洲冠军。领奖后，一位年迈的华侨女教师对他说，要是他能代表中国，那该多好。

于是，1953年，傅其芳回到内地，希望报效祖国。他先后在一系列国际赛事上取得佳绩，并且潜心钻研乒乓球技术，见解独到。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乒乓球员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传统的直拍快攻打法。

从1958年起，傅其芳担任国家乒乓球男队教练。他知人善用，指导容国团夺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人在世界体育大赛中取得的第一个冠军。接着，在1961年北京第2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率领中国队击败了日本队，第一次为中国捧回斯韦思林杯。

   
1961年4月9日，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捧得“斯韦思林杯”。教练傅其芳（左四）
与容国团（左三）、姜永宁（右一）等队员合影。（资料图片）

在他执教期间，中国男队获得了第26届、第27届、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单打、男子团体世界冠军。为此，国家体委在1961年、1963年两次授予傅其芳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起，傅其芳担任了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一职，同年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傅其芳还与梁焯辉教练合着了十万字的《乒乓球训练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其从香港归来的身份，傅其芳被指为中国国民党组织“三青团”的特务、奸细而遭到批斗。他被揪出来游斗、毒打。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傅其芳离开关押他的房间，来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反锁房门，在挂窗帘用的铜杠上自缢身亡，时年45岁。

姜永宁（1927—1968）

姜永宁是广东番禺人，出身贫苦，在香港捡煤渣长大。1952年回国后，他获得了全国首届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姜永宁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他也是第一个打败世界冠军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1963年，姜永宁调任北京队总教练。他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姜永宁。（资料图片）

姜永宁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他生活简朴，喜欢摄影、读书和看报。他工作刻苦，沉默内敛，与世无争。他被调到北京体委后，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便到达训练馆，从辅导队员到打扫卫生，从示范动作到给小孩子当陪练，他都干得尽心尽力。入夜，他还要撰写训练计划。他善良热情，观众来信询问打球事宜，他有信必复；边防战士希望得到一把好球拍，他帮助购买后钉在木箱内寄出。

当文革的狂风吹进先农坛体育场时，姜永宁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上：“揪出日本大汉奸姜永宁”，“姜永宁四十年代就是日本大汉奸，解放后他迫不及待地回来，这一切值得革命群众深思”。姜永宁惊呆了。

据姜永宁的女儿姜小英回忆，“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扇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委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姜永宁生前与女儿姜小英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资料图片）

1968年5月10日下午5点，北京市体委专案组的七八个人闯进了姜永宁的家。他们先是大念“什么人站在反革命立场就是反革命派”的语录，接着向姜永宁的妻子孙梅英宣布，姜永宁已被专政。专案人员胡乱抄家，抄走了一包照片。

在一张姜永宁少年时代的照片上，他们发现，他的衣服上有个小小的太阳旗。因此，专案人员逼迫姜永宁承认，他是“日本狗特务”。姜永宁一再解释：“那时卖的衣服常有太阳旗，我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往来。”但是专案人员根本不理睬他，几个壮汉抄起棍棒，对着姜永宁劈头盖脸一通乱揍。

5月16日清晨，好友王锡添看到了他肿胀的脸，小声问他：“他们打你了？”
姜永宁摇摇头，不敢说出实情。那天，在先农坛宿舍楼，姜永宁把造反派勒令他
打扫的厕所擦得干干净净，然后独自走进四楼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回来后发现姜永宁失踪了，便四处寻找。这时，王锡添看见姜永宁站在窗口，以为他要跳楼，含着眼泪大喊：“姜永宁，你不要想不开，不要做糊涂事。”可是，姜永宁纹丝不动。人们打破玻璃跳进房去，发现姜永宁吊在窗口，已经断了气。

姜永宁离世后，孙梅英也被扣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她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孙梅英后来告诉女儿小英，在被关押期间，她挨过打，有一次因为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在艰难的日子里，孙梅英想到两个年幼的女儿，便强忍痛苦，坚持活下去。

容国团（1937—1968）

   
凯旋的容国团摄于机场。（资料图片）

他是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他曾说：“人生能有几回搏。”

1968年6月20日清晨，在龙潭湖附近的养鸭房内，容国团已经徘徊了两三个小时，留下了一地的“大前门”烟头。后来，人们发现他挂在树上，用一条尼龙绳自缢，31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离此地不远，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女儿和年迈的老父正等着他回家。他的家，就在崇文区幸福大街，而幸福离他太远了。

容国团生于香港，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他出身贫寒，爱打乒乓。少时，他凭借独创的直拍技法成为“街头球王”。1954年，17岁的容国团在香港乒乓球埠标赛获得冠军，1956年，他战胜了23届世乒赛日本新科状元狄村，一战成名。

1957年11月1日，20岁的容国团进入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当天夜里，他激动地写下日记：“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这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

随后，容国团在广州体委的一次大会上，立下“三年夺取世界冠军”的誓言，引起轰动。1959年4月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教练傅其芳力排重议，启用容国团。容国团不负众望，战胜匈牙利名将悉多，为中国夺下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也是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容国团获胜后，中共副总理贺龙亲自到机场接机、献花。后来他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多次接见。当有外国政要来访时，容国团经常是座上嘉宾。1958年，容国团获得“国家运动健将”称号。1959年、1961年，他两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64年，容国团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荣誉过后，风暴降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革命”烈火使体育界沦为“重灾区”。贺龙受到批斗，中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也被炮轰。

1967年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有一种说法是：运动员成绩越好，夺取冠军越多就越反动。这让容国团困惑而备感压力。此外，容国团在香港的成长经历也给他带来了“特务嫌疑”的帽子。他和国家队主教练傅其芳、北京队主教练姜永宁三人都被隔离审查。迷惘之下，第30届世乒赛开赛在即，容国团和队友起草了请战书，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霎时间，“砸烂独立王国”“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狂风骤起，各级体委机构、各项体育协会和体育俱乐部几乎都被撤销，国家体育系统除留下不到1/10 的干部外，其余全部下放劳动。体育器材被销毁，运动场地被破坏，改成仓库、菜地和猪圈，游泳池改成了化粪池、积肥坑。

体育界开始进一步清理队伍，容国团被要求写检查，质问他为何要写请战书。这就意味着容国团失去了出国比赛的机会。同时，噩耗传来，傅其芳和姜永宁相继自杀，容国团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十分迷茫，不断询问队友：“你觉得我们有错吗？”

容国团想不通，傅其芳热爱祖国，怎么可能是潜伏的“奸细”？而自己呢？当年香港许多俱乐部都想招他入队，日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义无反顾，投入“新中国”的怀抱，还入了党。凭什么说他是特务？

因为请战信，容国团被批为“修正主义”，被“体委红旗”和“清中红卫兵”揪斗、侮辱和毒打。他的罪名包括：是贺龙、荣高棠黑帮的铁杆保皇派，参加了“反革命特务小集团”（因其与几名国家教练姜永宁、傅其芳、王传耀等人有时一起吃饭）。此外，1957年，广东省体委争取他回广州参加广东队时，体委办公室通知深圳海关，不用检查他的行李。红卫兵专案组又藉此怀疑他偷运武器入境，因此他的家也被搜查抢掠。还有，容国团爱看外国小说，爱听外国古典音乐，怀念香港，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崇拜者。

容国团被关押在厕所写“揭发交代”，内装大喇叭拉线至专案组。红卫兵们玩完一轮麻将后，便对着“麦克风”喝令他“老实交代”。就这样，从早到晚精神虐待，有时还把他拉去审问，有时拳头相向。容国团痛苦不堪，他不知道，下一次批斗时，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

容国团留下的遗书上写着：“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我爱我的荣誉，胜过自己的生命。”容国团被指因反革命而畏罪自杀，虽然未以此定论，但结果是，他没有葬礼，火化费由其家人、并用他自己的部分工资承担。

1978年，中共为容国团“恢复名誉”，并补开了追悼会，后来还评选其为最杰出运动员之一。

结语

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都选择了“新”中国。一心向“党”，他们奉献出青春、才华和赤诚。最终，他们被“党”发动的斗争批倒、诬陷，含冤而死。许多年后，大陆乒协设立了“三英杯”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以纪念这三位乒乓元老。然而，人已离去，空留遗恨。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恶浪中，千千万万善良的生命被淹没吞噬。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砸碎了无数文物古迹，多少科技文化界、音乐界、体育界、艺术界的精英惨遭迫害。自杀的悲剧潮，由中共暴政催发。受难者热爱生活，钟情事业，却承受不住“运动”的重压。他们告别亲人，含恨而终。悲剧，不断地重演。今天，暴政体制犹在，悲剧，如何结束？

一代英杰，熠熠生辉，命断红潮，何其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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