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文革劫难的“七仙女”
文：叶蓁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一曲传唱大江南北的《天仙配》，成就了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更让人们记住了一个坠落凡间的“七仙女”——严凤英。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了解，戏台上仙凡相恋的故事本源，其实讲述的是孝感动天的美德故事；严凤英在戏曲名家的光环背后，则有一段含冤莫白、血泪无限的伤痛记忆，至今仍是国民不堪回首的人间惨剧。
学戏，以生命为赌注
1930 年，严凤英出生于安徽桐城，乳名鸿六。这个戏曲界的精灵，恰恰
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在她成名以前，黄梅戏只是山村草台上的地方小戏，唱
戏的人更为乡邻所不齿。桐城人几乎都会哼唱一两句小调，但如果有人以歌
戏为职业，便会受到家族的惩罚。严凤英自小耳濡目染，便爱上了黄梅戏，
13 岁时偷偷跟同族的艺人严云高学艺。
天生的好嗓子加上生动的表演力，使严凤英很快成为戏班里的佼佼者，
别人学三遍才会的戏，她能一遍成功，大约一年后便登台献唱。
女孩学戏触犯了宗族的禁忌，她差点被族人沉塘。为了保命，严凤英只
得背井离乡，走上搭班唱戏的卖艺之路。她在江淮一带漂泊，结识丁永泉等
老辈黄梅戏名家。每当老前辈在台上演出，严凤英都用心观摩，一点一滴模
仿。再加上女子特有的细腻天性，她演绎旦角越发得心应手。
过去的人除看戏外，更讲究“听戏”，因而对演员唱功的要求非常严格。
老艺人常常训练她，唱戏必须唱到前后左右的观众都能听清的境界。因在草
台唱戏，四面都有观众，如果远处的人听不到，就会喝倒彩、扔石头起哄；
如果听不清，就会讽刺演员“嘴里含个萝卜”。
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严凤英每天坚持吊嗓子、练身段，唱完戏后还会
特地询问站得最远的小贩，有没有听见、听清。草台搭戏的演艺经历，助她
锤炼了精湛的技艺。
黄梅戏一行历来有“男怕《会母》，女怕《辞店》”一说，因《小辞店》
要求旦角在台上演唱50 多分钟，最考较功夫。而严凤英15 岁时就能从容驾
驭此剧的主角柳凤英，也因此更名“严凤英”，在戏曲界崭露头角。她的唱
腔明快清圆，演技惟妙惟肖，更善于吸收京剧、越剧、民歌等传统艺术的长
处，表演风格自成“严派”一家。
就在严凤英醉心曲艺事业的发展时，戏外的世界，由于中共的建政，早
已换了人间。那么严凤英在这场政治漩涡中如何选择呢？
《天仙配》和“七仙女”背后的故事
1951 年，严凤英在安庆“群乐剧场”演出。这时中共干部与“新文艺工作者”渗入演艺界，“帮助”严凤英等“旧社会”的艺术家接触“新文艺思想”。因而，严凤英除了表演《打猪草》《闹花灯》等传统戏外，还唱改编戏，为中共的土改、反霸、抗美援朝等运动涂脂抹粉。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家喻户晓的《天仙配》为宣传中共的婚姻法而出现。中国人从古代到民国时期，对待婚姻大事都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要经过合八字等诸多仪式，体现了敬天信神的理念。中共占领大陆后，于1950 年颁布“新婚姻法”，歪曲传统婚姻为包办、买卖婚姻，鼓吹自由婚恋。为推广新法，传统戏《天仙配》被路洪非等“新文艺家”篡改成一部符合政治需要的新剧。
1953 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戏剧团，随后参加华东区戏曲会演，首次饰演“新天仙配”的七仙女。
1955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翻拍电影，严凤英经典的七仙女形象就此确立。片中，原本奉旨下凡的七仙女成了私自下凡，秀才董永变成了农民，主动焚契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 面目全非的《天仙配》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
伴随着电影的轰动效应，黄梅戏一跃成为全国大剧种，社会上涌现出一系列跟风的戏曲电影；一心一意遵照中共政策的严凤英，也成了为黄梅戏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大师。
歌舞升平的表象背后，包藏不住中共败坏传统文化、毁灭国民道德的祸心。1966 年爆发的文革运动，将神州大地变成血腥的修罗场，那些追随中共的文艺家几乎没能逃脱厄运的降临，严凤英几乎是被迫害得最惨的一位。
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
遭文革批斗，对严凤英来说是一场无妄之灾。初期，她因为演唱黄梅戏，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罪名，屡遭“文批武斗”的折磨。严凤英感到茫然。
1968 年3 月，因受四年前“天津黑会”反江青运动的牵连，她与一批文化精英被污衊成“围攻样板戏，反对江青”的罪人。
与严凤英一同蒙冤的柏龙驹说，这次定罪发生在文革的第三年，中共“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便“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而他们反对样板戏的直接罪证，来自对观摩现代京剧一事的造谣和污蔑。
1964 年，江青在北京发起全国性的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安徽省文化局工作的柏龙驹与严凤英等三位戏曲演员随后进京，在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看戏时，他们仅从专业角度发表几句评论。没想到四年后，这次北京之行被官方定义成“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安徽省观摩组与严凤英一行人，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1968 年4 月5 日，政府机关报《红安徽报》发表歪曲事实的社论：她们围攻江青的革命现代戏。报上说：“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次日，剧团内外的造反派轮番提审严凤英等人。
柏龙驹记得，那天是周六，造反派扣下严凤英，逼她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等一干人的反动证据。尚存道德底线的严凤英明白，这是要通过她制造一大批冤案，因而缄口不言。一直僵持到晚饭时分，造反派才放她回家，但命令她下周一上午上交材料，否则后果自负。严凤英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派要逼她出卖良心。周日晚，她冒着“串供”的风险来到柏家，倾诉内心的委屈与困惑，临走前留下一句话：“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在死神面前的批斗
4 月7 日夜里，严凤英痛苦呻吟，丈夫王冠亚惊醒后发现了她的绝命书，才知道妻子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药求死。王冠亚只好一面叫长子请医务室的医生抢救，一面带着妻子的书信，向进驻剧团的军代表刘万泉求救。岂料刘万泉不顾人命，带着几个造反派直闯王家，对神智尚清的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
刘万泉等人不理会王冠亚的苦苦哀求，怒斥严凤英：自杀是“叛党行为”、“对抗文化大革命”。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眼不能睁、口不能言、泪流满面、口吐白沫时，这帮人才扬长离去。王冠亚趁机把妻子送到了附近医院的急诊部。那时自杀的“反革命”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一律拒收，而且认为“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王冠亚不敢离开妻子，只好让长子再去求刘万泉。
几经周折，长子拿来了介绍信，医生检查后却安排严凤英转移住院部。从市中心的急诊部到郊区的住院部，严凤英早已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到了住院部，她一身单衣，躺在走廊的水泥地上等待救治。两个年轻的医生为她施救，却不见效。王冠亚看到一个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色袖章打扫厕所，上前求他诊治。老医生却说：“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但是，没有人敢替“反革命”做主。
就在造反派的批斗、亲人的焦虑与医护人员的互相推诿中，严凤英于1968 年4 月8 日清晨5 点停止了呼吸。还差5 天，就是她的38 岁生日。
尸骨未寒 解剖寻罪证
对生命最残忍的方式，莫过于致人于死地，但是代表中共意志的军代表，却还要千方百计地继续迫害死者。刘万泉出面，“揭发”严凤英是国民党特务，喝令医生当场解剖她遗体，寻找她吞下的“罪证”——发报机和照相机。为了这个不合常理的罪名，没有学过解剖的医生拿来医用小斧，当众剖尸。
他先脱去严凤英的衣服，用斧头从咽喉一直砍到腹部，除了100 多片安眠药，什么罪证都没找到。刘万泉还不死心，下令继续“深挖”。医生一斧劈开尸身的耻骨，致使膀胱破裂，喷出尿液。杀人魔鬼这才停下迫害的黑手。
事后，刘万泉被评为“活学活用毛著的积极分子”，还被调任到外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派出的调查组找到他询问严凤英一案，他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且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奉命行事。他说，文革就是要打倒“反革命分子”，“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
十年之后，这场浩劫应如何反思，又该如何定罪？中共官方除了清算“四人帮”，为冤死者恢复名誉外，仍然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对当年的真相讳莫如深。这种善后策略，对上掩盖了元凶毛泽东的罪孽，对下淡化了一众暴民的罪行。
1978 年，严凤英在悲惨离世的十年后，得到平反的虚名，当年一手导演人间惨案的军代表，一直隐匿在未知的角落，安度余生。
好在中国还有一批正义人士，彻底追查刘万泉的下落，曝光他的恶行，要给严凤英家人一个交代，还民众一个真相。
海外知名人士苏晓康、解滨等人，都公开撰文表示，刘万泉的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规定，任何以极端残暴的方式迫害或大规模残害他人的行为，即反人类罪。而文革时期出现的反人类罪犯，何止刘万泉一个？中共执政至今犯下的反人类罪，又何止文革一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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