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天韵
【文章来源——大纪元】
2008 年，一部四卷、120 万字的《五七右派列传》问世。该书秉承“厘清真相，还原历史”的原则，共有四百余篇传记，涉及1,318 名右派（含少数中右），重点介绍大陆各界、各路右派的划右原因及受迫害经历。作者申渊，本名陈愉林，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56 年加入中共，1958 年在反右补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放逐内蒙古边疆劳动。
上千个右派的悲惨故事，深刻揭露了“反右运动”的残酷和中共的邪恶本质，其中被划为“右派”的青少年所受到的摧残，令人震惊又震颤。一名又一名被定性的年轻人，在错愕中，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被发配劳教，有的从此迈向一条不归路。
中共发动的这场运动，被指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波及了数百万中国民众。它所创下的黑色世界纪录，饱含生命的血泪、透着灵魂的哀歌。
佟信顺——向美国总统问民主
佟信顺（1941—1960），北京人，家庭出身三代都是工人，根正苗红。初中毕业后，佟信顺进入北京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学习。1957 年整风鸣放开始，佟信顺出于好奇，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写了一封信，请教他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起来的。结果，就因为这封信，他被扣上 “极右分子”的帽子，被押进了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然后再送到茶淀农场进行劳教。
在茶淀农场，佟信顺被编在赵文滔的小组。赵文滔是北大的学生右派，作为“犯人”担任小组长，给予16 岁的佟信顺不少关照。赵文滔在其长篇回忆录《伤害》里，记叙了佟信顺的遭遇。
“刚进入劳教农场，犯人要自报身份，让管教干部和其他犯人了解自己、监督自己，便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佟信顺自我交代自己的罪行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搞的，信又回到了党支部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便把我送到这儿了。’他一片茫然，始终不明白出了什么差错儿。”
1960 年，佟信顺被调往别的小组，与关照他的赵文滔、刘佐汉分开了。“大饥饿”发生半年后，有一天，赵文滔在收工的路上看到了小佟。“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两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 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的消瘦得只一层干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跟饿殍一样。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在这次见面后大约一个月，小佟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他的哥哥前来收尸，“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赵文滔写道：“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
“噩梦醒了吗”——李曰垓
云南省昭通市的李曰垓，1941 年12 月23 日出生，刚满16 岁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作为一名少年思想犯，从1958 年元旦过后到1978 年底，李曰垓总共渡过了20 年零8 个月的劳改岁月，期间三次遭逮捕入狱，长期戴脚镣手铐，曾关在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300 万字。公安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徐盛龙曾前往昭通采访李曰垓的案情，在查阅其档案和访问有关人员后，写出了报告文学《石板底下的一棵小草》。
作者写道：“李曰垓始终不知道自己犯有什么错误，过了二十年后平反昭雪时，才知道自己有什么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可是，这些言论，都是当时在整风中响应党的号召，在本单位负责人多次动员下说出来的，是符合实际的，是一个纯朴的公民向党进忠言……”
李曰垓是一个“红小鬼”。他13 岁参加“ 革命”，后担任昭通市专署机要员。1958 年元旦过后，16 岁的李曰垓被专署“下放劳动锻炼”。他背着行李，在冰雪中步行五天，赶到300 里外的彝良县大坪农场报到。到达时，场部管理人员告诉他：“你是右派，编入右派分子劳教小组，明天出工。”李曰垓听了大吃一惊，自己怎么会是右派分子呢？一个月后，他从农场逃跑，打算走路进京申诉。可是，他只走出了几十里，就被抓了回去。几个月后，他又被捕、判刑六年劳改，刑满后仍长期被囚禁，整个文革期间都关押狱中。
李曰垓恢复自由后，在网络发表专集《噩梦醒了吗》。他写道：“而且直到今天，我并未得到片言只字的处理通知书，但残忍的无期徒刑待遇却实实在在耗去了我21 年的黄金年华。这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
李曰垓剖析指出，“反右”是暴力体制毒素分泌的必然，而非此运动染黑了体制。“五十年实践检验，代价惨重而结论清楚，反右这场人祸是一起国家犯罪，也就是说，犯罪者利用国家机器来作案，大规模诬陷和残害公民，从而把中华民族隔绝于人类主流文明之外。由于恶果严重威胁到民族存亡，反右灾难在延伸22 年之后才作了‘半否定’，用不具备法理依据和政治内涵的‘改正’二字来代替平反，特别是践踏宪法第41 条而不作善后处理，公然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赖帐。反右的维护者自己不敢正视历史和坦白历史，又最恐惧人民从噩梦中醒来。但是原生态的史实证明，反右是一个跨越半世纪时空的系统工程，是暴力社会主义这个制度本身注定要采取的外在形式。并不是反右的一次邪风恶浪浸黑了这个政权，而是暴力政治体制所固有的毒液分泌出了反右运动。”
反右——浸血的纪录
著名学者胡平在《1957 • 苦难的祭坛》中指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对公民实施诬陷直至剥夺人身权利和拘禁。”
2009 年1 月15 日，李曰垓的“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在网上发表。文章指出，“反右”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文字狱，作者并且探讨了“反右”运动欠帐的法理认定和解决方法。
李曰垓写：“精神奴役、人格凌辱、超负荷劳役的摧残、累死、饿死、冻死、捆死、吊死、工伤、殴打致死、分化互残、强迫离婚、逼使自杀等手段在全国各地右派集中营成为普遍现象，整死整残的人数和精神伤害程度超过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多少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世界历史考证的严峻课题。”
有关“反右”所迫害和波及的人数，作者引用了几组资料，得出惊人的结论：“官方公布：有公职的右派552,973 人，1979 年‘改正’了的552,877 人，整错者竟达99.98%，而又故意留下96 人不予改正，用以维持反右总指挥1979 年讲的那句‘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荒唐逻辑不准反驳。但这96 人究竟有何滔天之罪，又不敢向国人公布。”
2008 年，《五七反右列传》的著者陈愉林对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之所以要写右派历史，就是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共产党害怕的不是小骂它，它害怕的是说清真相。因为中共的政权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最怕人揭穿谎言。”陈愉林认为，右派数字不止官方公布的55 万，他的估计是约有120 万人。
《五七反右列传》还破了另一项纪录——“右派分子”的年龄下限。原来，年纪最小的“右派”既不是佟信顺，也非李曰垓，而是四川达县一位五年级的小学生张克锦。当年，12 岁的张克锦为邻居的“鸣放”配了一幅漫画，邻居被划右后跳桥自杀，而这个小画童经领导认定，冠以“右童分子”。1958 年，张克锦被送狱七年。1979 年，一份“改正通知书”送达至他曾就读的那所小学，为他的“右派”生涯划上了句号。
陈愉林说：“ 虽然我已经沉默了将近五十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威赛尔和苏俄布拉格群岛的幸存者索尔仁尼琴，为历史留下的见证，我还有理由犹豫和逃避吗？难道我要把这些刻骨铭心、震撼人心的故事带进焚尸炉吗？”
陈愉林表示，共产党的做法掩盖真相，试图让人们忘记过去，“共产党认为你人很计较，大家忘掉算了，现在生活怎么好，这就等于容忍他们重复犯错误。他们为什么要封杀我这本书？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大家都明白真相，它的基础就垮台了。”
暴政的罪恶和历史的沉重，由于诸多幸存“右派”和学者的勇气，得以曝光世间。今天，不幸的是，相似的悲剧仍在上演，更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还在持续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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