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沉静
【文章来源——大纪元】
1959至1961年，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饥荒劫难降临中国大陆：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各地上演着“人相食”的人伦惨剧。这场由中共一手制造的“人
祸”，至今仍是大陆官方极力封锁的历史。
继中共在1958 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后，中国大陆饿殍遍野，出现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中共对外宣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而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天灾、战争或瘟疫，完全因中共一系列浮夸、冒进的错误政策所致。
尽管中共极力抹去历史的记忆，但有关大饥荒的细节与真相，被《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彻底曝光。往事不堪回首，更难以回首，作者杨继绳却努力挖掘出当年的一幕幕真相。他说，自己冲破重重阻力完成这部巨著，是为历史正名，也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并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现年76岁的杨继绳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2001年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编委和顾问。2003年起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5年被迫离任。他还多年兼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境外大学多次做过访问学者。
大饥荒纪实
杨继绳倾尽十多年的心力调查研究并完成了约100 万字的巨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搜集大量翔实的文献资料，采访了上百位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记了10多本访谈录。
书里的资料都是内部资料，档案、会议记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我当时是新华社高级记者，以采访中国农业政策的演变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分社各个社长帮忙，跑了12个省的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复印、手抄了几千万字的资料。”
其间的艰辛难以言状，费尽了周折，有的地区还是不让看。他两次到通渭，都没能进入通渭档案馆。后来经高层朋友的帮助，他在甘肃省档案馆才看到了70%家庭有死人的通渭档案，在河南省档案馆看到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信阳档案。他看到很恐怖的资料，在摄像头下抄写了8个本子，有的资料审查后再到他手里已抽走几页。不管怎样，他还是抄阅和复印了数千份原文件。
他反复查证，数易其稿，以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以大量的事实、详细的考证和数据，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人间痛史，揭穿了长期以来官方“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
1960年7月，苏联撕毁了600份技术合同，撤走专家，其影响局限在国防尖端和一些重工业领域，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那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苏联1961年3月以贷款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蔗糖，中共不要小麦，只接受蔗糖援助。没有苏联逼债这回事，是毛泽东为“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了债务。
杨继绳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查资料并求教气象专家，结论是那三年是气候正常的年景。
这场惨烈的大饥荒，非“天灾”而是“人祸”，根本上都是极权制度造成的，是中共“跑步奔向共产主义”的大跃进、大修水利、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浮夸风、公共食堂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民众意志的政策造成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夸大粮食产量，导致征粮过重。所有的财富、资源、土地都被政府垄断，农民生产的粮食，首先满足人口快速增长的城市需要，其次，要出口农产品换回工业生产用的机器。
更苦不堪言的是，折腾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把铁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青壮年都投入炼铁和修水库，耽误了农时，庄稼来不及播种或收割，大片田地荒芜。粮食大量减产，各省却“喜报频传”，陷入“亩产万斤”的吹牛狂欢。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谁不听话就不给饭吃，“扣饭”是普遍现象。
一些地区农民想开荒种地、在自家吃饭也不行，自留地收归集体，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里的烟囱不许冒烟。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最不可饶恕的是：在粮库里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眼看着农民饿死；在上千万农民饿毙时却大量出口粮食，仅1959年援助“社会主义小兄弟”的粮食就达416万吨；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在庐山会议上批判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不但没有开仓放粮，还更疯狂地搞大跃进、刮共产风，继续超限度强行征粮，宣传形势一片大好。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为自保不敢说真话，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挨批斗。于是层层施压、不择手段地逼迫上缴粮食，把农民仅有的口粮、种子、饲料搜刮一空。捆绑、吊打、拘捕等现象屡见不鲜，草菅人命。
公共食堂的“大锅饭”越来越稀汤寡水，后来变成有一顿没一顿，渐渐也不开伙了，干部能弄到吃的，老百姓可就惨了，饥肠辘辘，饿得皮包骨，或得了浮肿病，哪还有劲儿出工劳动？走路摇摇晃晃，头昏眼花，很多人一头栽下去，就再也没起来。
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严防死守，设立“检查站”，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被毒打虐杀者众。可怜的农民只能坐以待毙，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
虎毒不食子，然而在60年代初的大饥荒，像轰动一时的湖南澧县刘家远杀子食子案，绝非个别现象。杨继绳在书中记叙了多起吃亲生儿女的事件。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讲，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 起。刘少奇最让毛泽东恨之入骨的那句话就是：“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四川、河南、贵州、安徽、广西等大饥荒重灾区，尤其信阳、通渭、凤阳、馆陶、亳州、无为、罗定、济宁等地，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有些全家都饿死了，不少村庄死得渺无人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河南信阳地区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光山县就有5,647户死绝。正应了那两句毛诗：“千村癖藜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到底死多少人？
1961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查一下到底饿死多少人，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总后，发现全国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周恩来看后通知：“不要外传，立即销毁！”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几天后，周恩来又问：“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杨继绳零三年采访周伯萍，他只讲了经过，不肯吐露具体死亡数字。
为研究各省的死亡人数，杨继绳下了很大功夫：向多位人口学家请教过，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几乎找齐中外人口学家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方法，分析他们的计算结果；还把分省的三十册《中国人口》有关资料数据逐一抄录，列成表格，再一个省一个省计算。每天下班后就计算，一个晚上只能算出一个省。他珍惜每一个数字后面从生到死的生命。他估算，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600万。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透露，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
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说，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全国饿死的人数已解密，是3,756 万。
1962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进京告状，四川大饥荒至少死了1,000多万人。胡乔木给毛泽东的调查报告是湖南大饥荒期间死亡率严重的达20%左右。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全国各地大小城市粮食供应不断减少，一般市民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也很普遍，从中国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1961年出生率最低。
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却是全国1,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水稻专家袁隆平说中国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5,000万人”。荷兰学者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估计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 ～8%死于暴力，是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时期死亡人数的20倍以上。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维志是学人口统计专业出身，当年曾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还到一些省搞过人口数字核对和调查，他的研究结果是3,546.6万人。杨继绳多次与王维志进行过探讨，基本同意他的结论。杨继绳说，他的3,600万是保守数字，还没包括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3,600万人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120倍，远超第一次世界大战1,000多万的死亡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程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000万人。）
极权制度的墓碑
《墓碑》分为各地情况展现和综合专题论述两大部分。篇幅宏大，史料丰富，客观写实，严谨朴素。从祸起中原、甘肃不甘、安徽不安到天府之国的饥魂、鱼米之乡的饿殍，从燕赵悲歌、齐鲁之难、黑色贵州到岭南风云的逃港狂潮、云南边民的大外逃……杨继绳描绘的是全景立体的灾难图，有侧面、有细节，有群像、也有个体和特写，呈现了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气候正常的年景所发生的“共惨人祸”，触目惊心，惨不忍“读”。作者深刻全面地分析论述造成大饥荒的时代背景和制度成因，认为其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等共产国家（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都曾发生过惨烈的大饥荒。而在任何一个民主、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没有发生如此严重的饥馑。极权制度是大饥荒的根本祸因。
杨继绳指出：“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近四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以后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运，更使它病入膏肓。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极权制度比过去松动了许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依旧，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更加剧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种矛盾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错位……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极权政治的权力不受监督，二者的弊端结合在一起，不断制造出社会不公正，加剧着底层群众的不满。在新世纪的中国，我相信，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墓碑》的出版正好填补了大陆史学界对三年大饥荒这段历史的研究空白。“中国现代史学会”认为，这是迄今关于这场大饥荒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著作，“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年人祸，4,500万冤魂，在中共的导演下变成延续半个世纪的谎言。这场灾祸，不仅让神州大地生灵涂炭，更在思想上禁锢并愚弄着今天的中国人，遗毒无
穷。当历史渐渐远去，记忆渐渐模糊，一部正义敢言的著作犹如冲散迷雾的劲风，而中华民族的觉醒也将为中共体制竖一块真正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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